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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的本土化既是一种文化再生的过程又是一种语言再生的过程。本文探讨了英语在汉民族文化中的这种文化和语言再生过程 ,以及文化再生在语言再生中构词以及语篇风格等方面的体现。
　　 英语在不同文化中的本土化形成了各种非本族英语变体。这种本土化的过程是一种再生的过程 ,部分是文化上的再生 ,部分是语言上的再生。 [ 1 ]文化上的再生是英语与地方文化的融合;语言上的再生则是英语在与地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 ,接受当地语言文化的影响 ,通过借用等手段产生的区别于其他英语变体的表达方式或语义变化。
　  　一、 英语在中国文化中的文化再生与语言再生
  　　Smith指出 ,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没有一种语言注定仅仅只能同某一种文化结合。 [ 2 ]英语在中国文化中的本土化 ,即是英语语言形式与汉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王志欣提出了英语语言层面与文化层面的划分 ( Eng2lishness =L inuistic Englishness +Cultural Englishness) ,并进一步做出如下推论:中国英语 =英语语言层面 +中国文化层面 (China English =L inguistic Englishness + Cultural Chi2neseness)。 [ 3 ] (P601)
　　 从公式中可以看到 ,英语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首先经历一种文化再生 (由 Cultural Britishness到 Cultural Chi2neseness)。这种文化再生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都表现出各自的不同特征 ,这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心态、 社会变革以及教育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英语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 4 ] (P162)19世纪中叶之前是早期发展阶段 ,由于当时的中国人 ,尤其是统治者以泱泱大国自居 ,英国及其使用的英语都被鄙视 ,所以很少有人全面学习 ,但是为了实际的交际需要 (尤其是商贸领域 ) ,洋泾浜英语开始出现并得以发展。洋泾浜英语受汉语干扰较大 ,随着英语教育的逐步推广 ,现在已经大大衰落。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中叶 ,在民族解放运动屡遭挫折后 ,中国人开始转向西方寻求救国的道路。英语作为介绍西方文明与现代化的有效工具 ,开始在中国全面发展。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英语受汉语以及汉文化影响较小 ,却对汉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如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音译外来词 ,如 s ociety (社会 )、 modern (摩登 )等。由于当时英语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介绍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需要而不是用来表达中国的文化 ,因此这一时期英语所表现的汉文化特征相对较少。20世纪 60到 70年代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 ,英语的发展明显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 ,表现为出现了大量的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表达方式 ,如 cap italist2roader (走资派 )、 running dog(走狗 )等。这类表达带有浓厚的文化含义 ,缺乏汉民族文化历史知识的人理解起来是很困难的。相当一部分此类表达随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结束已经很少有人使用。80年代以后 ,英语不仅仅是中国了解世界的手段 ,更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手段 ,因此英语语言形式与中国文化结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以前三个阶段。尽管以标准美国英语或者标准英国为基础的英语教育逐步推广 ,表达上力求地道纯正( idi omatic)成为英语使用者追求的目标 ,但是广大普通使用者 ,即使英语水平较高 ,往往仍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主要源于根深蒂固的汉语语言以及汉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在上面公式中中国英语的 L in2guistic Englishness与英国英语的 L inguistic Englishness形式上相同 ,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在文化再生的同时 ,英语也进行了语言再生。这种语言上的再生主要基于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对于中西文化共同享有的部分 ,中国英语的 linguistic Englishness与英国英语的 L inguisticEnglishness是相同的;对于不同的部分 ,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 Peculiarity) ,中国英语变体可以采用英国英语的 L inguistic Englishness来表达自己的 Cultural Chinese2ness。如 p r opaganda一词 ,在英美文化中一般具有一定的贬义 ,但在中国文化中的使用意义却往往相反 ,如 p r opa2ganda depart ment (宣传部 )。 [ 5 ] (P1893)另外还可以通过创造出自己的 L inguistic Englishness来表达文化的唯一性 ( u2niqueness) (详见第二部分 )。这种方法也是其他各种英语变体 ,尤其是非本族英语变体在产生过程中普遍采用的 ,如巴基斯坦英语中的 namaaaz - e - janaza (葬礼上的一种悼词 ) ,以及 kafirs(对伊斯兰信仰持否定态度者 )等。
　　 二、 中国英语变体词汇、 短语构成的文化体现
　　 英语在形成各种变体 ,特别是非本族英语变体的过程中 ,都从当地语言文化中吸收了大量的内容 ,尤其表现在词汇、 短语构成方面。如巴基斯坦英语中的 maund (一种计量单位 ) ,印度英语中的 cr ore (一千万 )等。这些词汇的共同点是借鉴了当地语言形式 ,反映当地文化特色 ,经过不同程度的变化最终确定下来。中国英语的部分构词也有类似的特征 ,表现为大量的词汇借鉴了汉语拼音的表达形式以音译或者部分音译的形式出现。如 WuyiMountain(武夷山 )、 Beijing Opera (京剧 )、 Siheyuan (四合院 )、 JZZ2No . 15 (津证字第 15号 )等。这些渗透着汉语成分的表达方式反映出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英语变体文化的的特殊性。当然部分这类词汇 ,如 Tao (道 )、 Taichi (太极拳 )等 ,经过不断演变已经为本族英语变体。　　 采用本族英语词汇形式 ,通过创造性的搭配 ,产生出反映中国特有文化的短语是中国英语构词的另一重要方法。如 fourmodernizati on (四个现代化 )、 eight2legged essay(八股文 )、 double nine festival (九九重阳节 )等。这类短语大都是由相对应的汉语短语翻译而来 ,在构成上也就不同程度地受到相应的汉语短语结构的影响。这种创造性的搭配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 ,是由其所表达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 ,在本族英语或者其他英语变体中很少见到。
　　 词汇的语义再生也使得中国英语变体产生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这种语义上的再生是在文化再生的过程中实现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 ,语义的扩展 ,如 cadre一词 ,在英美英语中指的是组织中的骨干核心分子 (尤其是政党或者军队 ) ,在中国文化中“干部 ” 这个词有其特殊的内涵 ,除有以上意义外 ,还常作为与工人、农民、 群众相对的体现人们政治身份的专用术语 ,尽管二者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 cadre却通常用来表达中国文化中的“ 干部 ” 概念;第二是语义的缩小 ,如 uncle一词 ,“It isnot rare for a child t o have an uncle . ” 这句话在英美英语中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不过在中国英语变体中就让人费解 ,因为在英美英语中 uncle一词是一个包括了伯父、 叔父、 舅父、 姑父、 姨丈等的集合体 ,而在中国英语变体中它往往仅仅与集合体中之一相对应;第三 ,语气的变化 ,如上文提到的 p ropaganda,再如 cap italist,在进入中国英语变体后往往带有一定的贬义 ,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认识和态度。
　　 三、 汉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英语变体语篇风格上的体现
　　 任何语言都与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 ,并且在语言使用者对语篇的组织中反映出来。中国英语变体作为在中国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变体 ,必然受到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王墨希和刘华都从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的角度对此进行过探讨。王认为“ 隐伏性思维模式 ” 对学生写作产生重大影响;[ 6 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