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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利维斯注重社会价值观的改善和道德的严肃性,严厉抨击资本主义的商业化倾向,推崇纯文学鉴赏品位,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保持最佳文学的价值,主张通过细读文学文本以确立判别文学经典的标准。利维斯对文学文本细读的态度尤为虔诚,以至于他过分强调文学的自足性、价值转化和生成功能,而对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政治社会语境、文化历史背景和作者境况甚少关注。利维斯极力维护书写和刊行文学的权威地位,而对电影、电视以及其他视听文学文本和创作形式加以排斥。当然,报纸、流行杂志、畅销书、市井小说也在排斥之列。利维斯的文化保守主义还表现在对 “过去时光” 即所谓 “有机社会” 的眷恋,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导致英国文化的日趋衰落,追求商业利润无疑会降低文化水准,而 “感情分裂” 导致人们在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对先前的经验主义和英国玄学派思想十分憧憬。有趣的是,利维斯虽对20世纪正统英国文学批评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的博士论题却是关于文学与新闻的关系。他的妻子, 文学评论家Q. D.利维斯对不在文学经典之列的 “通俗小说” (popularfiction)不但不予排斥,且有深入研究。
    与利维斯同时代并在剑桥大学执教的雷蒙德• 威廉斯是英国 “新左派” 的领袖人物,也是文化研究学派的创始人,他对英文研究的见解具有社会批判性和显而易见的政治激进性。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不是一种简单化、决定论的文学理论,经济不能决定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艺术本身具有自律性,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不能陷入简单化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中, 对文学的把握应在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和微观的人的经验、情感、主观意志等复杂的统一体中进行。文学的创作与生产并非完全受制于经济基础,文学之于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从对英国小说的分析和研究中,威廉斯首创了 “情感结构” 的重要概念,并把它应用到文学作品分析和社会批判层面。他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着不同的情感结构。与此同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情感结构具有主宰性,享有 “文化领导权”(hege2mony)。情感结构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和创作源泉。在维多利亚时代(1819 - 1901) , “大英帝国” 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情感结构,因此,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均不同程度反映了英帝国海外殖民和疆土扩张的事实。如《曼斯裴尔庄园》描写 “出身贫寒、寄人篱下的少女芳妮• 普来斯在庄园奢华的小世界里经受了道德考验,而庄园里的奢华恰恰是以庄园主在西印度岛安提瓜上的产业为基础的。同样,若没有叔叔爱尔先生远在马地拉岛经营酒业发财为她留下了两万镑的财产,简• 爱又怎能以独立女性的身份出现在罗契斯特先生面前? 落魄的匹普( 《远大的前程》 )去了埃及经营茶叶,而失意彷徨的亚瑟( 《小杜丽特》 )去中国经商。《名利场》中利培加的丈夫就被斯泰恩爵爷打发到考文垂岛当总督。《米德尔马契》中的詹姆斯爵士也想远远打发掉碍眼的拉斯迪拉夫, ‘让他当随便哪个殖民地总督的随员’ ” ,[7]等等。
    在如何认识 “伟大的传统” 和确立文学经典上,威廉斯与利维斯见解不尽相同。利维斯推崇文化精英主义,强调民族文学价值观和英文典律的排他性与纯洁性,主张通过阅读文学经典培育民族精神和人的自尊。在体制上,主张通过英语专业、大学的英文系和英文学院所培养的英语师资,教化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并使其严肃而优雅的民族文化精神得以延续。而威廉斯更加注重考察英国的社会特征、历史状况和文化霸权对文学创作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在他的早期著作《文化学社会:1870 -1950》 (1958)和《漫长的革命》 (1961)里,威廉斯分析了19世纪英国的文化状况,认为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实际即 “英国的状况” ,是有密切联系的,通过对一系列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的讨论,威廉斯实际上扩展了情感结构。在这个概念中,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情感结构是判然有别的。从威廉斯和利维斯所著两部文学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对英文经典的基本态度。威廉斯的《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 (1970)和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 (1948)都收录了跨世纪小说家简• 奥斯汀并予以很高的评价。但他们对待狄更斯的文学地位却有不同的认识和评判标准。威廉斯视狄更斯为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 “接触” 和 “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结构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 “天才” 对同时代和后代作家影响深远。利维斯则以保守主义文学观评价狄更斯和其文学影响,对他的文学成就嘉许不多,只是在这部著作中的最后一章论及《艰难时世》的创作技巧。 [8]上述两部史著在如何评价乔治• 艾略特、劳伦斯以及哈代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本以及认定其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反映出他们各自在思想观念、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典律从本质上不是纯美学价值判断和艺术欣赏标准问题,文学实际上与文化传统、社会特征和权力控制密不可分。威廉斯和利维斯均是这一文学史观的实践者。威廉斯对现当代英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卓越贡献表现在:他最先把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通俗小说、影视与传媒等)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对利维斯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批判和超越。首先,威廉斯不承认文学艺术的特殊地位,把它看作等同于其他的普通文化实践。在《文化与社会》中,他区分了资产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的截然不同,认为资产阶级文化是基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和结构形态;而工人阶级文化则是从本阶级利益出发的集体主义思想、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他在著作里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工人阶级文化,认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具有丰富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他们创立了诸如合作社、工会、政治社团等具有独特的社区归属感和团结精神的民主机构和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是 “富有创造性和了不起的业绩” ,是与资产阶级的所谓 “高雅品味” 迥然不同的。
    威廉斯的学生特里• 伊格尔顿也是英国 “新左派” 成员和文化批评家。他秉庭训、承师教,从导师那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并对这一传统进行深刻反思和超越。在其发表的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著作里,他强调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政治权力在文学作品中的表征作用,在《批评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是复杂的历史和各种权力等的结合体,也是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他看来,威廉斯对英国小说所做的研究和分析并没有彻底解决文学的价值判断问题。他试图以唯物主义观点来阐释这一问题,即:文学价值并非是恒久不变的,认识这一规律必须从文学的生产方式开始。文学作品离不开阅读者的消费,文学的消费使得文学意义和价值得以呈现,这与文学的所谓 “崇高性” 和 “经典性” 并无直接关系。文学批评是对文学文本的 “消费性生产” ,文学价值是文学批评者在阅读、阐释和美学评判过程中所创造的现象,受到社会 “一般意识形态” 、 “文本或作者意识形态” 和 “美学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语)等的共同控制。相反,文本被束之高阁,不投入阅读和批评,文学价值就无从谈起。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揭示出文学价值必然要在文本生产者、消费者和批评家之间产生,而文学经典也产生于这一过程。
     伊格尔顿认为英文研究内含和文学典律已不能与往日相提并论,其原因是英文研究受到影视和大众传媒的挑战。他指出, “现在的文学涉及电影、电视、录象以及新闻等广大范围,无法想象这种语境之中的文学仍然能保持自我同一性,能分毫不差的表示它曾表示的东西,它的崇高地位能丝毫不受已经改变的文化环境的沾染…… 即使按照划分经典作品的严格标准来衡量,以电影为主的大众文化领域的许多作品也是非常成功的,或许还可以说,有些作品可以进入经典之列” 。 [9]由此可见,英文研究的视听特征对传统经典范围提出了责疑,使经典的重建成为可能。伊格尔顿以开明立场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学精英主义,他批评了当前制定的教学大纲没有反映英文教学的进步与变化。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