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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土安全、情报等方面的数百亿美元相比,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所提供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④软实力需要硬投入,面对政府经费投入远不能满足文化外交的实际需要,有学者非常不满,认为这种经费上的困窘和不断恶化的世界民意度表明美国文化外交的失败。即“反恐战争不仅要通过军事手段,而且要通过具有渗透性的文化外交方式反击海外对美国的扭曲观念”。⑥然而,对奉行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的布什政府而言,单凭国内的呼吁并不能改变他们所坚持的“先发制人”、武力至上政策。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两场所谓“正义之战”的军事胜利并未实现其战争目标,相反却带来了一连串的负面效应———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甚至美国盟友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恐怖主义也愈演愈烈。如此不利的国际环境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公民的切身利益。事实上,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对文化外交的严重忽视,直接影响其国际影响力的有效发挥。布什政府所执行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对硬实力的痴迷加剧了这一趋势。2002年7-10月间美国国务院委托皮尤中心所做的“全球态度调查”调查了27个国家对美国的态度,有19个国家或多或少对美国的好感下降;西欧国家、日本和加拿大的民众在这次调查中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美式民主和美式资本主义都表示怀疑。①文化外交咨询委员会2005年的报告指出,2002年至2004年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国)对美国的信任和好感不断下降;而埃及、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伊斯兰国家的民意甚至认为布什对世界秩序构成的威胁胜过本·拉丹。他“灵丹妙药”。冷战期间的成功经验和国际环境的现实亟需促进布什政府对文化与心理手段的重视。“为什么世界憎恨美国”、“如何有效重建美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和人们迫切想得到答案的问题。为此,文化外交咨询委员会调动各种资源开展相关课题研究。2005年9月,该委员会发布了题为《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的核心》的咨询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国际媒体对美军阿布格里卜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及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提出了批评,美国的国家形象急剧下降。报告因此提出增加文化外交的经费和编制、设立像英国文化委员会一样的专门组织、扩大国际文化项目、邀请更多阿拉伯和穆斯林艺术家、演员、作家来美国访问,同时派遣美国相对应的人员到伊斯兰世界访问等8项建议。③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拉克战争、虐囚丑闻、中东和平进程蹒跚不前以及哈马斯组织当选等情况出现后,美国与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特别艰难的时刻。美国学者认为,在局势紧张和冲突不断之际,创造性的跨文化交流可以帮助人民从迥然不同的背景中找到共同点,文化外交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沟通手段。④为充分发挥美国的外交力量以突破当前的国际困境,2006年1月美国务卿赖斯提出了“转型外交”,其要旨是“同我们在全世界的众多伙伴合作,建立并维护民主、善治的政权,以响应各国人民的诉求,承担国际体系的责任”⑤。赖斯“转型外交”的战略思想是对布什原有“先发制人”战略思想的修正,表明新保守主义力量的逐步退缩,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据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权力的运用包括硬力量(物质的)和软力量(精神的)两方面,原则、规范、道德和法律与制度在为国际体系提供秩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应该通过合作尤其是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改善世界现状和促进公正,多边主义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优先方式;政府与私有机构的合作在国内外艺术家、作者、知识分子之间培养紧密联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⑥“转型外交”是美国借助伙伴关系、多边主义改善国际环境的温柔之举。在“转型外交”思想指导下,文化外交成为美国通向伊斯兰、阿拉伯世界不可替代的桥梁,同时美国政府和私有组织正在重振文化外交的“神威”,以突破“外来威胁”给美国带来的安全困境。三、新的复兴战略及其国际影响在国际、国内两股力量的重压之下,美国政府于2006年9月推出了后冷战时期最全面、最宏大的文化外交战略———“全球文化计划”。该计划是美国政府与公共和私有文化组织联合推出、旨在在全球范围协调、提升和拓展美国文化外交的新战略,它涵盖了美国文化外交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三大任务:一是将美国艺术家和艺术形式与外国观众连接起来;二是分享美国在艺术管理和表演方面的专门知识;三是对海内外的美国青年和成年人施以外国文化和艺术的教育。⑦同时,“全球文化计划”还详细列出了四个操作性很强的国际文化合作项目,即与国家艺术基金会合作开展系列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与国家人文基金会合作开展“我们的人民”项目,邀请世界各国的教师来美参加为时一周的历史夏令营;与美国电影协会合作举办国际电影与电影工作者交流活动;与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合作开展艺术管理和表演艺术培训计划等。“全球文化计划”作为复兴美国文化外交的新战略,着眼于美国的全球利益,被赋予增强美国软实力、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等诸多使命。在因伊拉克战争而导致形象受损的今天,该计划对美国来说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也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全球文化计划”的推出,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将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视为长期敌人,愿意从文化与心理层面分析形成这两种敌对思想的根源以及寻求国际社会的合作以从本质上去应对。2006年7月,美国情报机构集合一群包括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叛乱的专家和研究伊斯兰教的专家等社会科学家,研究解决“是什么驱动极端主义在全球蔓延?怎样遏制它的蔓延?”①针对这些问题,新闻署前副署长约翰·休斯(John Hughes)提出的对策是:“美国正处于反恐的新战争状态,除了军事手段外,文化外交的价值日益突出,它是美国赢得人心与思想的关键;尽管彼此在政治上存在差异,但美国的艺术、舞蹈、电影、爵士乐和文学仍然能够激发全世界人民的好感,能向他们展示美国价值观和民族灵魂。”②休斯的建议如果能够通过“全球文化计划”具体落实,那么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盟国将会在美国主导下深化对极端主义、“反美主义”或者“反西方主义”、“反全球化主义”的跨国化、国际化的研究。其次,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对外战略的制定与调整,常常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力量互动的导向,“全球文化计划”可能引起一场世界文化力量的博弈和各国对文化外交地位的角逐。近年来,由于担心全球化可能造成某些大国的强势现代文化对弱小国家传统民族文化的同化甚至吞噬,出现英国学者汤林森(John Tomlinson)所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许多国家纷纷实施新的国家文化战略。2006年5月15日法国外交部长杜斯特-布拉齐宣布,法国外交部与文化部将联合成立“法国文化署”,以促进法国对外文化交流,增加法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可读性”,并将为此每年投入3000万欧元。③日本看到中国在世界上推广“孔子学院”后也加大在海外建设日语学习中心的力度,并试图运用动画片和漫画书向世界推广日本文化。维持、建设和显示文化力量似乎成为国家间经济实力竞争之外另一种实力竞争。最后,国际社会必须警惕“全球文化计划”所暗含的新冷战思维。2005年10月阿兰·雷丁(AlanR iding)在《纽约时报》发表《重启我们冷战时期的文化外交》一文,从历史角度高度赞扬文化外交为美国战胜二战时期纳粹主义的宣传攻势和穿透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所设置的“铁幕”发挥了特殊作用。他指出,今天的“反美主义”是根深蒂固的,需要长期的劝诱,华盛顿的现有政策必须改变;美国需要增加文化交流、赞助外国和本国的艺术家和学者互访、在国外重启图书室和文化中心、拓展英语语言项目和文化研讨班等,以便强化美国的价值观。美国政府只有秉持耐心和长期战略才能让文化外交产生效果。④“9·11事件”后美国在全世界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开展“向世界营销美国故事”文化行动。这些充分表明,美国力图恢复文化外交的冷战模式以赢得新的“思想之战”的胜利,而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特征是轻视相互性、缺乏诚实性、丧失长期性,最终沦为文化冷战的工具,具有很强的“文化进攻性”。“消除针对美国文化和政策的消极、荒诞的观念,在伊斯兰世界倡导自制、宽容和多元主义的声音”⑤,这是赖斯就美国针对伊斯兰世界“思想之战”的基本目标的论述,它暗含了一种新的冷战思维。“全球文化计划”所针对的目标是动态的、变化的。近年美国高官多次公开鼓励国民学习阿拉伯语和中文,甚至一些非常保守的国会议员游说国会通过《中美文化交流法案》,中国因而务必作好“成为目标”后的准备,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