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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直接体现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素,是语言大系统赖以生存的支柱,因此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涉及的面亦最为广泛[3]。汉民族严格区分亲属关系源于汉民族的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非常重视亲属特征,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交际,都须按亲属称谓的规定;无论是丧礼,婚礼,承继遗产,以至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均要按亲属系树的等级办理。这种严格的区分导致了汉语亲属称谓的复杂化,而西方人趋向于跨越年龄界限的平等。他们认为,能力、知识及权威才是衡量人的重要标志,年龄大小并不能说明什么。汉语中父辈方面的名称有叔父、伯父、姑父、姨父、舅父等,这些称谓复杂到小孩们往往混淆不清的地步。而英国人就没有这么麻烦,一律以 uncle 统之。由于 uncle 一词只在家族内部使用,因此没有必要与姓氏连用,与之连用的是名。如T om K ing在家族中可称作Uncle T om ,外人却不能以Uncle 相称。若以头衔相称,则要与姓连用,如Mr. K ing , Dr. K ing等。英美人还有一个习俗,在非正式场合,希望对方以名字相称,甚至小孩对长辈也是如此。中国人认为这是失礼的,而西方人则感到随和、亲切。    三、文化对等与语言对应    我们知道 ,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总是存在着词汇对应关系 ,这是双语词典的编纂基础 ,是跨文化交流的基本条件[4 ]。但 “对应” 不等于 “对等” 。即使表达的理性概念( rational concept)相同 ,往往会因文化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ass ociativemeaning) 。如在汉语中 ,人们认为 “老师 ,您好” 体现了学生及社会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重。但是 ,在英国 ,人们则认为这种 “Hello ,teacher” 的说法过于呆板 ,甚至令人反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 ,由于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不断使用 ,获得了附加在理性意义之上的不同的联想意义 ,因而会引起不同的心理反应。英语中的 “gay” 本意为 “cheer ful ,merry ,happy” (快乐的) 。但在今日谈艾滋病色变的美国 , “gay”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 “同性恋”,这种联想在不谙美国文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很难引起共鸣。由此看来 ,受文化背景制约 ,通过联想产生的超语言信息差别 ,或曰文化信息差别 ,是无法通过词汇对应来弥合的。正因如此 ,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 ,不了解语言这种 “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势必受阻。如在外籍教师休息室门口上写上醒目的“Restroom for F oreignTeachers”,以示照顾 ,殊不知 restroom乃盥洗间之别称 ,以致使外籍专家啼笑皆非。这是在词面意义对等和文化对应之间随意划等号的结果。
     四、文化的相对性与语言的相对性
     1. 深厚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文化的相对性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 ,灵犀不能相通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文化差异导致了接受心理差异 ,成了 “相通” 的障碍。正如萨培尔和沃尔夫提出的“语言相对性” (Linguistic relativity) ,同样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也存在着 “文化相对性” (Cultural relativity) ,且 “语言相对性” 与 “文化相对性” 相互依存 ,交互作用 ,在形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模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国友人到中国人家里做客 ,见到男主人的妻子时 ,说一句 “Y our wife is really beautiful” 之类的恭维话 ,在西方文化类似的语境里是司空见惯的 ,但汉民族文化显然难以接受这样率直的恭维方式。同理 ,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 ,说句 “你到哪儿去(Where are y ou g oing)”,是寒暄的套语 ,无可厚非 ,即使问长问短 ,叙谈几分钟 ,也并不少见。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 ,这种探隐问私的方式往往会招来误解 ,甚至引起他们的反感。
     2. 形似绝非语言表达的最终境界
     由此可见 ,模仿印欧语言句子模式的 “欧化”语言 ,和汉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接受心理是背道而驰的;同理 ,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创造的 “中国式英语”,和英美人长期形成的文化接受心理也是格格不入的。在使用一种语符转换成另一种语符时 ,单纯追求形似 ,就难免削足适履 ,破坏各自语符系统独有的神韵 ,得不偿失[5 ]。在向外商推销国产“白象” 牌电池时 ,广告中大肆宣传“whiteelephant” 性能 ,却不知 “white elephant”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可能意味着 “笨拙”,从而适得其反;相反 ,如果简单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句“Shall Icompare thee to a summerp s day ”中的“ summerp sday” 译为 “骄阳似火的夏日”,则破坏了原意的令人惬意、甚似 “小阳春” 的美好意境。
      五、结束语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 ,其媒介和它所承载的信息形影不离。因此 ,我们事实上不能把语符系统和文化系统断然分离开。萨培尔说: “言语具有一种非本能的 ,获得的 ‘文化的’ 功能。 ” 对于初学语言的人来说 ,在习得母语系统的同时 ,也不知不觉地习得本国的文化系统;在内化(internalize)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则的同时 ,也会内化文化系统中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外语教学中冲破传统的工具主义语言观的樊篱 ,树立崭新的文化语言观 ,是必要且有效的。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科技交流频繁 ,文化交流日盛 ,文化习得意识将促进语言技能的培养 ,使学生在有意识的语言习得中习得必备的文化规范 ,即 “语言能力” (linguisticcompetence)和 “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e) 兼备。惟此能真正发挥语言表达思想、交流情感之功能。
参考文献:
[1 ]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 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3. 72 ,76.
[2 ] 司马云杰. 文化社会学[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115.
[3 ] 叶蛮声. 语言学纲要[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61- 63.
[4 ] 池上嘉彦. 符号学入门[M] . 张晓云,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22 ,60.
[5 ] 胡文仲. 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J ] .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2 ,(4) :2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