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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思维模式，是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英语语言形式的结合，是对英语的丰富和发展。谢之君在对杨宪益夫妇和H•Hawkee, John Minford两种《红楼梦》译本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杨译不少地方有中国英语的特点，如句式较短、关系词少等。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杨先生汉语文化知识渊博，英文功底深厚，译文不少妙笔，更忠实地反映了原文。这同时说明中国英语应用得当，在表达中国特有事物中是有独特作用的。［8］67潘章仙通过对中国双语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韩素音、哈金等创作的“接触文学”作品的分析，印证了中国英语在语篇层面上的特色。她是通过对这些双语作品在语篇策略，如言语行为、称呼、咒语等方面进行的分析。除此之外作者还发现在使用英语进行双向交流和创作的过程中，一种本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身份不会被交际语所同化。［18］233 　　五、结语　　“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果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地异也……”。中国英语的出现意味一个正融入国际文化的现代社会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有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对世界、对中国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在对外宣传当中，中国英语能较准确、较流畅地表达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和文化，进而能有效地弘扬中国悠久的思想和文化。虽然目前中国英语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它已呈现出了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我们有责任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推进中国英语的发展，而不应过于挑剔，更不该盲目否认。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英语，将同它的文化本身一样得到认同。　　　　参考文献：　　［1］连淑能. 论中西思维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2): 40-48. 　　［2］潘章仙. 中国英语变体的研究——回顾与展望［J］. 外语研究, 2002 (6): 24-27. 　　［3］杜瑞清，姜亚军. 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1): 37-41. 　　［4］葛传椝.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 翻译通讯, 1982 (2)：13-14. 　　［5］汪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1 (1): 1-8. 　　［6］王宗炎.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J］. 外国语, 1997 (2): 1-4. 　　［7］李文中.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 (4): 18-24. 　　［8］谢之君. 中国英语: 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J］. 现代外语, 1995 (4): 63-68. 　　［9］孙骊. 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与英语在中国［J］. 外国语, 1989 (2): 17-23. 　　［10］姜亚军,杜瑞清. 有关“中国英语”的问题——对“‘中国英语’质疑”一文的回应［J］. 外语教学, 2003 (1): 27-35. 　　［11］洪堡特, 威廉•冯.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2］周方珠. 论翻译与文化［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4): 49-53. 　　［13］ SCOLLON.R, SCOLLON S.W.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discourse approach［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4］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2nd ed.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15］彭宣维. 英汉语篇综合对比［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6］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17］贾德霖. 思维模式与线性序列——汉式英语语序特色［J］. 外国语，1995 (5): 12-16. 　　［18］ PAN, ZHANGXIAN.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M］.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