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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英国维多利亚社会中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阶级身份上看，它属于下层中产阶级，从社会生存状态上看，它是被边缘化了的一个社会群体，常常为主流社会所忽略；然而在狄更斯笔下，它却是最生动活跃的群体。虽然国内外对狄更斯其人其作的评论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对这些生动活泼的边缘人物却甚少关注，因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采用新历史主义研究策略对狄更斯小说中这些边缘化人物进行重新审视，由此以揭示这一群体独特的阶级身份特征，展示它的特殊生存状态，并力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阐释它所揭示的思想意义。在英国维多利亚社会生活着一个特殊群体，即下层中产阶级(1owermiddleclass)，它出现的时间要比当时社会其他三个主导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晚了许多，而且它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阶级群体身份的界定直到1870年才出现；它是一个不享有特权、未形成一定社会力量、生活在其他三个阶级夹缝中间的群体，游离于当时社会的三大主导阶级之外，每个阶级都将之视为“异己”；它既不像贵族阶级那样有势，也不像中产阶级那样有钱，而且也不像无产阶级那样一无所有。其成员主要包括店主、小商人，稍后还包括了白领工资领取者，如职员、经理、商务旅行者、中小学教师和店员等②。这些人多居住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区或小城镇，生活范围比较狭小，并且常以“卑琐”的形象出现在维多利亚喜剧性报刊中，成为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茶余饭后嘲笑的对象。一言以蔽之，他们是一群在维多利亚社会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边缘化生存状态”中的“边缘人物”。这群“边缘人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在报刊中，但直到50年代才开始进入维多利亚小说家视野，而且这些人物大多数在其中仅扮演着次要角色，处于边缘地位。因此，过去人们在研究维多利亚小说时，更倾向于关注维多利亚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人物，或者无产阶级人物(这方面著述很多)，而忽略了这群“边缘人物”作为一个阶层的代表所呈现出来的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采取新历史主义研究策略，对狄更斯小说中的“边缘人物”进行重新审视(因为狄更斯是第一个关注并创作出最多“边缘人物”的维多利亚小说家)，由此以揭示他们的阶级身份特征，展示其生存状态，力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阐释这些人物所揭示的思想意义。一、“边缘人物”与狄更斯小说创作在讨论狄更斯小说中的“边缘人物”之前，非常有必要考察一下维多利亚时期出版的一些期刊文学和漫画，由此以考查中产阶级视野下“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新月刊杂志》(NewMonthlyMagazine)、《本特利杂录》(Bentley’SMiscellany)、《笨拙画报》(Punch)等足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思想言论的喉舌，对这群“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翔实、生动的记录。这群“边缘人物”在19世纪30年代一开始出现在这些杂志中时，其形象基调就已经确定了：身材矮小、精神萎靡、衣着寒酸、目光狭隘、地位卑下、行为笨拙。他们是社会中的小人物，受人歧视，总是被推向社会和文化语境的边缘。到维多利亚中期，这个阶层的队伍逐渐由原来的店主、职员扩展到药剂师、雇佣文人、办公室职员、记者、书商以及不入流的艺术家等，并成为上述杂志中喜剧性素描漫画的“翘楚”，是人们嘲讽的对象。其与众不同的穿着、举止成为他们身份的通用符号：衣领和袖口磨损的上衣，油亮的裤子，穷酸的靴子，补丁的雨伞，做作的言谈举止；而且智力欠缺，虽然竭力模仿中产阶级的说话方式，却总是出乖露巧；在外面受辱负气，最后只能回到家里寻找安慰o‘-自19世纪4O年代这些“边缘人物”被定型化，并在期刊作家中形成创作传统以来，他们总是以消极、卑微、渺小、滑稽可笑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由此以表达中产阶级对下层中产阶级的普遍看法。中产阶级对“边缘人物”蔑视和贬损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们想要利用“边缘人物”的卑微来进一步确立自己的阶级身份，以凸现出自身的优越性。维多利亚期刊所形成的这一表现“边缘人物”的传统非常适合狄更斯的喜剧性创作风格，而且狄更斯本人的出身和童年经历使他十分熟悉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因此，狄更斯以“边缘人物”为关注点进行小说创作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狄更斯的《博兹素描》(1837年)是其塑造“边缘人物”文学生涯的起点。《博兹素描》中的人物与当时期刊上的同类人物在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上都十分吻合。作为小职员、店员、学徒，他们大都生活贫困、地位卑微、行为矫饰，并常常受人羞辱，但即便如此，他们亦不曾忘记利用各种机会掩盖自己的出身，或者竭力模仿中产阶级的言谈举止以自抬身价。但是，与其他期刊中的“边缘人物”不同，这些人物的刻画除了初展作者狄更斯幽默、喜剧的才能之外，还时时飘荡着一股哀婉的气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狄更斯创造的“边缘人物”在继续延承维多利亚期刊形成的传统的同时，还拓展和改造了这一传统。在《匹克威克外传》(1836年)之后的作品中，许多“边缘人物”依然呈现出幽默、滑稽的特征，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作者蔑视与奚落的对象，狄更斯在他们身上注入了温情与同情，这标志着狄更斯“边缘人物”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边缘人物”。他是一名小职员，总是生活在一种脱离现实的虚假世界中，由此而发生的种种尴尬、滑稽和不幸将他那爱慕虚荣、游手好闲、盲目乐观、行为做作的不良本性暴露无遗。他着装打扮、刻意模仿绅士的种种滑稽酸相，咬文嚼字，总想炫耀自己的学问的虚荣迂腐，债务缠身，却一再夸夸其谈地讲着支出不能大于收入的道理，债务人上门逼债时，声泪俱下，寻死觅活，债务人一走，却又一如常态，手舞足蹈。这一系列滑稽可笑的行径让人忍俊不禁。但米考伯并无大恶，而且在其虚假与丑态的行为之中我们依稀可见其正直的本性。尽管他债务缠身，但每笔债务都手续齐备，办事规矩，且尽管无力还债，他却从不赖账，而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开脱自己。另外在关键时刻也是他揭露了希普的阴谋，从而挽救了威克菲尔德一家。这样一个人物在令读者感到滑稽可笑的同时，也赢得了读者的同情和赞赏。纵观狄更斯小说中的这些“边缘人物”，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这些“边缘人物”由于职业、年龄、性别等不同而形态万千，但他们怪癖的个性及独特的衣装打扮却使他们在芸芸众生中 “鹤立鸡群”。首先，衣装打扮是维多利亚社会的重要社会符号，标显着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是区分阶级身份的重要标志。维多利亚人十分注重衣着打扮，而中产阶级的衣装打扮又是当时社会的时尚，是下层社会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借着衣着的模仿，焦虑的下层社会人群渴望能实现往上攀爬以改变卑微出身的梦想，然而由于经济窘困又常常弄巧成拙，从而成为中产阶级嘲笑的话柄。狄更斯在塑造“边缘人物”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他们的衣装，但他却没有一味地遵循当时的传统，而是赋予他们的着装行为以新的意义。例如《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一个并不起眼的人物威尔福先生，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想要“穿戴一套全新的服装，包括帽子和靴子”(Dickens，OurMutualFriend32)，以便赢得人们的尊敬；而《圣诞颂歌》中的小职员鲍伯·科拉特奇特将自己仅有的私有财产“衣领”④作为圣诞礼物赠给儿子@。从表面上看，他们也在追求中产阶级的时尚，但从另一角度看他们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些生存在社会边缘的人们为确立自己阶级身份的一种努力，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一个人在没有财产、没有资本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自身教育、继承财产改变现状而努力爬向上一阶层” (Crossik35)。可是，这两个人物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只好借助衣装这一特殊的符号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从而向一个愈来愈中产阶级化的社会价值观提出抗议。在中产阶级看来，他们的寒酸衣装或许是滑稽可笑的，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在狄更斯看来，“服装”和“衣领”代表着他们那点有限的财产与身份，似乎在无声地陈述着：我们也是拥有“财产”的阶级! 其次，狄更斯小说中的“边缘人物”在性格或行为中总是有着某种“怪癖”：或痴迷于某个物件，或沉迷于某种行为。过去人们常常将之视为“怪诞”、“荒唐”行为而加以嘲笑。现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