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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它表现出“边缘人物”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他们竭力想通过某种方式来确认自己身份、地位的倾向。威尔福先生和科拉特奇特是如此，《远大前程》里的温米克先生也是如此。温米克先生无论从历史学家角度还是从当时的期刊文学传统来看，都是一个典型的 “边缘人物”：他是贾格斯先生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身材矮小，生活艰难，地位低下，十分看重家庭生活。这一切都体现在他构筑的“城堡”和拥有的“可携带财产”上面。他一方面工作勤勉、精明干练、不近人情，痴迷于自己的那点“可携带财产”，另一方面，他又总爱躲在精心构筑的“城堡”里，沉浸于家的温馨之中，细心照料自己年迈的父亲。他没有向上攀爬的野心，能够平和地接受与其雇主贾格斯之间的身份差异。而且他的财产观念与流行的产阶级财产观念不同，他看重的财产是他以前客户的头像、胸针、悼亡戒指，对这些东西他十分珍爱：“这些东西让人好奇，全是财产。也许它们并不值钱，但无论如何是财产，还便于携带。对于你来说，你有美好的前程，这并不算什么，不过对于我来说，我的生存原则，尽可能地把握住可携带财产”(Dickens，GreatExpectations199)。另外，与皮普相比，他不太敏感，前景黯淡；与贾格斯相比，他不太理性，缺乏判断力。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人物上，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可以通过皮普的话表现出来：“贾格斯先生在信息上比温米克要多一千倍，也聪明一千倍；但是我一千倍地更加希望请温米克吃饭”(Dickens，GreatExpecta— tions288)。贾格斯先生使皮普感到孤独、忧郁，而温米克却使他感到温馨。在温米克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极其平凡又有些不平凡的“边缘人物”形象，一个通过“城堡”和 “可携带财产”来确定自己身份、地位、生存权力的人物。狄更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质疑甚至挑战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以及世俗对这些“边缘人物”的偏见。从这一角度上讲，狄更斯延续了他在《博兹素描》中就已经开始的改造“边缘人物”形象的事业。二、“边缘人物”与维多利亚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当然，如果仅仅把狄更斯塑造“边缘人物”视为是对当时期刊文学传统的改造和拓展还不足以说明他创作的真正动机和深远意义。正如英国学者阿林·扬指出的，“如果不能将维多利亚社会文化中的下层中产阶级理解为一个实体，如果不能深刻地理解狄更斯是如何展现这些人物的，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狄更斯的小说”(Young484)。那么，怎样才算是深刻地理解狄更斯小说中的“边缘人物”呢?在这里，新历史主义奠基人斯蒂芬·格林布拉的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看来，在作家的人格力量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倾向，即特定的时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并非都必然地成为作家和人们实际生存中的主要方式。尽管整个权力话语体系规定了个体权力的行为方向，但规约强制的话语与人们尤其是作家内在自我不会完全吻合，有时甚至会在统治权力话语规范与人们行为模式的缝隙中存在彻底的反叛和挑战。格林布拉特将这种反叛和挑战称之为“颠覆”(指对代表统治阶级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从而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⑨与此同时，格林布拉特还指出，这种“颠覆”的力量被控制在许可的范围之内，使之无法取得实质性效果，他将这种控制力量称之为“抑制”∞。在狄更斯的“边缘人物”中，我们看到了“颠覆” 与“抑制”策略的同时展示。在维多利亚时代，虽然贵族文化依然是社会文化主流，然而中产阶级作为最有活力的上升阶级，经济上渐趋于并最终处于主导地位，政治上渐成为选民中的骨干和主体。文化上他们也正在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由此以挑战贵族阶级的价值取向，其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甚至在穿着时尚方面都正在逐渐取代贵族阶级，成为大众，特别是下层社会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中产阶级正在成为维多利亚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权力话语，规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而这一话语的核心概念就是“可敬”，或日“体面”，或日“成为绅士”@，它是中产阶级最为决定性的特征@，中产阶级的精神支柱，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许多下层中产阶级追求的目标。如果说前文提及的狄更斯“边缘人物”表现出作者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质疑的话，那么在《小杜丽》(1855年)中，挑战和质疑已经演变成真正的“颠覆”——“颠覆”维多利亚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力，正如英国学者罗杰·伦德所指出：“没有任何一部小说能像《小杜丽》表明的那样：维多利亚人对‘可敬’的关注显得那么令人憎恶、那样危险、那样荒谬可笑。”“没有任何一部小说能像《小杜丽》那样对等级社会和维多利亚社会的阶级的划分提出如此强烈的抨击”(Lund45—46)。这种颠覆主要通过“角色转换”和“跨越阶级界限”两种方式来实现。首先，狄更斯运用“角色转换”的方式把原来属于中产阶级的品德赋予到了“边缘人物” 身上。《小杜丽》中的约翰·奇弗利是个典型的“边缘人物”。他的母亲开一家烟草店，这决定了他作为下层中产阶级的地位。他“身材矮小，两条相当赢弱的腿，非常稀疏的浅色头发。有一只眼睛(或许便是那只过去常从锁孔里窥视的眼睛)视力也相当差，而且比另一只稍大一些，仿佛没有眼神”(292)。但他已经不再完全是乔治·吉辛所说的那种“既拥有美德，又招人嘲讽”(Gissing42)的人物了。作者赋予了其形象正面意义。他不仅常“身穿一套他最好的衣服，胳臂下夹了他那顶高帽子，象牙手柄的手杖样子文雅却妨碍了他的举止态度，手里还有一捆雪茄”(狄更斯，《小杜丽)879)，仿如中产阶级绅士，而且在行为上也称得上是真正的绅士。他沉稳、谦恭的性格，对陌生者的关心，对小杜丽的深切爱恋，与她讲话时的咬文嚼字，向她求婚时的姿态，在失控人群中表现出来的泰然自若的勇气等等都无不在诠释着真正荣誉和绅士观念的内涵。此外虽然他深爱着小杜丽，却依然承诺并完成小杜丽交给他的任务——把小杜丽的爱意转达给他的情敌克莱南，并在最后谦恭地向克莱南问道： “我是不是一直都诚实、可敬?”(狄更斯，《小杜丽》1062)这一充满尊严的无奈问语与感慨展现了怎样广阔的心胸与豁达!而从中，敏感而聪慧的读者必然也会领悟到：这不仅仅是在向一个中产阶级人物发出的感慨，它更是狄更斯向整个维多利亚社会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发出的慨叹。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心灵伟大、富有想象、胸怀坦白、忠心耿耿”(狄更斯，《小杜丽)292)的“边缘人物”，在精神、道德上已经完全超越了本阶级的界限。狄更斯通过这个人物似乎在告诉人们，“可敬”并不是中产阶级与生俱来的特征，它也存在于“边缘人物”身上。与此相反，小说中一些“可敬的”中产阶级人物，那些“绅士”品德的理所当然承载者与体现者却常常干着背离本阶级道德属性的事情，如冷酷虚伪的克莱南太太、巧取豪夺的卡斯贝、专干敲诈勒索的布兰多伊斯、不择手段的莫多尔等等。其次，在狄更斯小说中很多“边缘人物”的阶级身份很难给予准确界定，他们似乎介于中产阶级与下层中产阶级之间，这是一群“跨越阶级界限”的阶级人物。狄更斯有意塑造出这样的人物以抨击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中的等级制度观念。由于英国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阶级等级观念在人们意识中长期浓厚地存在着，甚至到维多利亚时期依然是 “连新生的阶级(中产阶级)也竭力想要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确保一席之地”(Clark64)。贵族阶级、中产阶级竭力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来申明自己的阶级身份，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张显自己的优越性。对于下层社会的人们来说，任何企图跨越阶级界限的举动都会被前者视为“僭越”，并遭到无情的嘲讽。但另一方面，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张显自己阶级地位的行为又诱使下层社会的人们去梦想通过各种手段爬人中产阶级、由边缘走人中心。生长在这样的权力话语中，狄更斯一方面始终羞于谈论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源于一个典型的“边缘人物”家庭)；另一方面当他实现自己的远大前程、进人中产阶级行列之后，又对中产阶级表现出极度的失望(这一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小杜丽》便是他表达自己这一矛盾心态的恰当文本，在其中，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