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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狄更斯的经典作品《双城记》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生动社会画面。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三类人物，第一类为以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为代表的法国贵族；第二类人物是以鞋匠得伐石夫妇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第三类则是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莫耐特医生父女、卡顿和代尔纳。狄更斯将自己的社会理想通过对这三类人的塑造表现出来。他既鞭挞了当时压迫阶级的凶残和革命极端分子的暴戾，又对他们表达了善意的希望。《双城记》是狄更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创作于 1859年。这个时候，正是狄更斯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达到了人生的颠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也给了他的作品以极其波澜壮阔的背景。在欧洲大陆，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两个主要国家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更加猖獗。狄更斯对社会的认识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不断的深化，在他文学创作中期温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气息逐渐淡去，代之的是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路子而不得的苦闷和对反动势力的愤怒。作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创作生涯和他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努力始终结合在一起，失望的苦闷和愤懑在这个时候激发了他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对受压迫群众的同情和对高尚的情操、伟大的人性的向往。此时的狄更斯甚至已经把个人的高尚情感和人性看做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狄更斯的作品几乎都在颂扬伟大的人性和高尚的情感，他希望通过人性和情感去抵抗丑恶，并且缓解那些来自下层人民群众的非理性的暴力抵抗。毫无疑问，作为资产阶级的作家，狄更斯不喜欢他看到的暴力的革命。他崇尚的一直都是温和的社会改良，希望通过道德的感化来实现一个大同的社会。他的这种思想在《双城记》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小说《双城记》塑造了三类人物，完全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狄更斯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对暴力革命带来的恐怖的怀疑和否定，以及对高尚情感和伟大人性给社会带来美好的向往。小说塑造的第一类人物是以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为代表的法国贵族，他们是恶势力的代表，正如书中所说，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第二类人物是以鞋匠得伐石夫妇为代表的革命力量。莫奈特医生多年以前见证过的无辜少女兄弟遇害的一幕，正是他们夫妇投身革命的重要动机。狄更斯除了投诸他们人道的同情之外，对革命的狂暴带来的恐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得伐石太太在一场闹剧中死在自己的枪口下，正是作家态度的一个明显的反映。狄更斯对这一类人物是既有爱，又有恨，更多的是怕。小说塑造的第三类人物是作家的精神寄托，是作家对美好人性憧憬的具体化，他们就是莫奈特医生父女，相貌相似而且命运相连的优秀青年卡顿和代尔纳。后者是恶势力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的子侄，却有着与其父辈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狄更斯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态度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双城记》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整个作品用一位人道主义的医生莫奈特的眼光，看尽了法国大革命的风云变幻。然而，医生并不是完全的旁观者，他自己亲眼目睹了被侯爵兄弟蹂躏的姐弟的惨死，出于人的正义，他写信告发了这件事，没有想到信却落到了侯爵兄弟手中，他自己被投入了巴士底监狱十八年。十八年过后，风云突变，刚从牢狱里出来的莫奈特医生又经历了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多年以前惨死的姐弟二人的小妹妹，也就是现在的得伐石太太，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在革命开始前，从狄更斯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位极其干练、坚决的女性，而作家本人对她也是褒扬颇多，当然，这都是在革命爆发之前的事情了。革命爆发之后，得伐石太太手持双枪，家族的仇恨让她在战斗中一往无前，甚至是噬血成性，这个时候的她，在作家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恐怖的化身了。作为狄更斯人性光辉理想化身的莫奈特医生并没有将仇恨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当得知女儿的未婚夫正是仇人的孩子时，他虽然也有痛苦，也有挣扎，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他的女婿代尔纳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已经定居伦敦，并且新婚不久的代尔纳听到自己家仆在法国大革命中身陷囹圄的消息之后，就毅然亲入水火，到巴黎去进行营救活动，结果自己却遭到了更大的危险。幸亏此时岳父大人从伦敦赶来，以多年被囚在巴士底的老政治犯的身份感召了部分革命者，他才得以重返自由。好景不长，得伐石太太凭借手中的医生的日记，将作为贵族后代的代尔纳重新送上法庭，并且这一次是要置他于死地。与他有着同样外貌的另外一位优秀青年，伦敦律师卡顿，出自对莫耐特小姐的爱，以及爱屋及乌的感情，挺身而出，巧妙地安排了移花接木，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爱人的幸福。小说中的恶的代表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是狄更斯憎恨的对象。通过对狄更斯在创作该小说前后的笔记和通信我们可以看出，对恶形象的塑造是有目的的。他在一封信中说道： “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由此可见，狄更斯创造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确实是在影射当时凶暴的资产阶级。他担心在英国国内会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一样的“可怕的大火”，通过对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的恶迹和他们罪有应得的下场警示那些对待工人阶级和其他贫困人们凶残无度的资产阶级，如果不采取恰当及时的自我改良，缓和阶级矛盾，那么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的下场将会是他们的榜样。狄更斯的心态是温和的，尽管在书中他向大家展现了在法国大革命中血雨腥风，他并没有把厄弗里蒙特侯爵家族的人统统看成是刽子手，缺乏人性的豺狼。为了温婉地向读者提示即使是十恶不赦的家庭，也会有具有高尚人格和伟大人性的人的存在。所以，狄更斯就又塑造了这个家庭的后代，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代尔纳。代尔纳的存在，向读者生动地暗示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道理，也许是在提示那些即将要站起来革命的英国无产阶级在对压迫他们的阶级下手的时候要讲究一个“怨有头，债有主”，对那些无辜的人要网开一面吧。让狄更斯喜忧掺半的应该是在革命前处于被压迫阶层，革命中做了急先锋的那些人们。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正是得伐石夫妇。这位在革命前的酝酿工作中表现的成熟稳健、从容不迫的女将，正是在莫耐特医生十几年前所见到的那个被强奸的绝世美人的妹妹。同样遭遇了冤屈和摧残的莫耐特医生在最初见到她的时候，无疑有同病相怜的好感。然而，在革命爆发之后，她就成了杀人的魔王，只要是一切跟她的仇恨有关的人，她都不会放过，甚至到了后来，用莫耐特医生留在巴士底监狱的信指控了医生的女婿，坚决要将代尔纳送上断头台。不仅如此，得伐石太太还通过自己身边的人来合谋欲将莫耐特医生父女等人一并处死，因为他们阻挡了她的杀人计划。对得伐石夫妇这样的革命人物，狄更斯的态度是明确的，脑袋是清醒的。他已经对压迫阶级的暴行感到发指，而这些曾经为被压迫阶级的新的暴行，理所当然地引起他的恐惧和批评。狄更斯同时还看到，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原来属于被压迫阶层的一部分人，现在正在分化成为新的压迫阶级，采取的暴力手段与被他们打倒的法国统治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作家通过借已死去的卡顿之口说：“我看见巴萨、克莱、得伐石、复仇女神、陪审员、法官，一长串新的压迫者从这个惩罚工具所摧毁的老压迫者们身上升起，又在这个惩罚工具还没有停止使用前被消灭……我看见这一时代的邪恶和前一时代的邪恶（后者是前者的自然结果）逐渐赎去自己的罪孽，并逐渐消失。” 但是，狄更斯并没有把这些在革命中站起来的受压迫阶层的人们一并否定。他从他们当中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芒和希望，并且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欣慰。在第一次医生把自己的女婿营救下来之后，他看到刚才还等着杀他的人群不但一拥而上、热泪滚滚地拥抱了他，而且把他塞在椅子里用一片欢呼声送回了家。得伐石太太无疑是狄更斯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悲剧形象。她很早失去亲人，之后的生活一直在仇恨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