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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威廉·沃尔曼的《欧洲中心》对权力斗争和人类暴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本文首先以福柯对生命权力的阐释为切入点解读《清白之手》中德国纳粹对权力的抑制，然后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揭示纳粹统治下权力的抗争。《清白之手》突显了权力的抑制与抗争，并告诫人们：只有遵从良知和道德，权力的拥有者才能最终走上正确的道路。《欧洲中心》(Europe Centra1)是威廉·沃尔曼 (william Vollmarm，1959一)一部后现代派小说的巨作，荣获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和前苏联为背景。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置探讨，对权力斗争和人类暴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小说由37个长短不一的故事拼贴而成，《清白之手》(Clean Hands) 就是其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欧洲中心》第一篇概括地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形势，其余各篇则前后照应，围绕某一主题将德国和前苏联做平行比较。书中涉及形形色色真实的历史人物，有希特勒和斯大林等首脑，有鲍卢斯(Paulus)和弗拉索夫 (Vlasov)等将领，有民族英雄卓娅(Zoya)和党卫军中尉格斯坦，有版画家珂勒惠支(Kollwitz)、作曲家瓦格纳(Wagner)、摄影大师罗曼·卡门(Roman KsATIlen)、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等艺术家，也有普通的士兵和平民。正如沃尔曼指出的那样，“[小说]旨在写出一系列反映声名显赫的、臭名昭著的和默默无闻的欧洲道德演员们在关键时刻怎样抉择的寓言故事。～ (Vollmann，2005：753)在众多人物中，德国党卫军中尉、青年工程师库尔特·格斯坦(Kurt Gerstein)格外引人注目，对揭示《欧洲中心》的主题具有深远的意义。库尔特·格斯坦中尉是《清白之手》的主人公，他是作者威廉·沃尔曼“心目中的英雄”(Vollmann， 2005：784)之一。诚如国家图书奖评委会所说：“沃尔曼像一个耳听八方的情报人员，对身处不可思议的伦理困境之中的德国人和苏联人、艺术家和军事家、以及受害者和施虐者的所思所想洞若观火。通过审慎的研究、严谨的设计和惊人的叙述，这部多体裁的巨作成了一部宏伟的艺术作品，作家对集权主义的丑恶作了勇敢的沉思。以追溯被遗忘的道德英雄。旧《清白之手》的故事将读者带回暴力当权、道德沦丧的年代，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权在政治和思想上试图全面控制社会，追求所谓的种族、社会和文化的纯净，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等“不纯”的种族。格斯坦虽然是一名纳粹军官，但是他对大屠杀的残暴不仁深感耻辱，一直恪守信仰、坚持正义，坚决反对希特勒种族灭绝的行径，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调查纳粹统治的黑幕并勇于揭发其种种罪行。身为统治阶级的成员，本应是权力的执行者，但为了正义和良知，格斯坦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当权者的对立面，成为权力的反抗者，权力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突显。因此，《清白之手》在《欧洲中心》的诸多篇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99a：12)曾说过，“在最近40年里，权力的癫狂、力量、锋锐和荒诞同时在法西斯倒台的线索上和斯大林主义后退的线索上表现出来。”小说家威廉-沃尔曼对《清白之手》中纳粹统治下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思考和探讨与福柯权力理论的相关论述颇为契合。本文将首先以福柯对生命权力的阐释为切入点解读《清白之手》中德国纳粹对权力的抑制，然后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揭示纳粹统治下权力的抗争。 1．0《清白之手》中的权力抑制《清白之手》以库尔持·格斯坦为反抗纳粹集权统治而不懈斗争的过程为主线，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威廉·沃尔曼呈现给渎者一个“权力无所不在”的真实世界。(Foucauh，1990：93) 在《知识意志》中，福柯首次提出了“生命权力” (bio—pouvoir)概念。(Foucauh，1990：140)生命权力表现为两种形式：对身体的规训权力和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前者]以人体为中心，它对人体进行训练，使人体的能力提高，同时也使人体驯服。⋯⋯[后者]以人口一生命为中心，⋯⋯ 以生命为对象，对人口进行积极调节、干预和管理。”(雷诺，2004：132— 133)这两种旨在抑制的权力形式伸展到了纳粹社会的每个角落。福柯(1999a：243)说，“没有哪个社会比纳粹建立的或至少是计划的社会更有纪律、更有保障。对完全属于生物学过程的偶然进行控制是制度的直接目标。但同时，这个普遍保证、普遍调节和惩戒的社会，通过这个社会，杀人的权力(也就是说古老的杀人的统治权权力)却最彻底地丧失了控制。”《清白之手》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德国纳粹的集权统治。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利用大众传媒，向民众灌输其方针政策，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清白之手》中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纳粹政权的狂热支持者，如格斯坦的父亲路德维格、沃斯上尉、范南施泰尔医生和赫德维格兄弟等等。他们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犹太等“劣等”民族深恶痛绝，坚决拥护希特勒的各种统治政策。主人公库尔特·格斯坦则因反对纳粹政府两次入狱，被视为思想有问题的另类。在观看一部反基督思想的戏剧时，格斯坦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大声喊道：“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信仰被公然践踏而袖手旁观。”(Vollmann， 2005：439)为此，他遭到周围纳粹党徒的暴打而失去了三颗牙齿。除了加强思想控制，纳粹德国还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国家安全机构和监控体系。在纳粹统治期间，盖世太保这一国家秘密警察组织大肆迫 98 害和残杀犹太人、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无辜居民，是纳粹党进行恐怖统治的工具。党卫军作为纳粹德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加了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更是“最终解决方案”的具体实施者，对人类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在纳粹德国，对身体的规训权力走向了极端：严密的层级监视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规范化裁决完全丧失了公正的标准，监狱演变成了灭绝营，惩罚手段发挥到了最残暴、最野蛮的极限。对身体的规训和对人口的调节，这两种权力形式并不相互排斥。前者针对个体，而后者针对群体。纳粹对人口的凋节方式，是将种族按高低贵贱的等级划分，认为以日耳曼人为最纯粹代表的雅利安种族是最优秀、创造文化的种族，而犹太人则是最劣等、最邪恶的民族。高贵、优等的民族有权消灭劣等’ 的、低贱的民族。雅利安人是高等的种族，应当活；犹太人是低等的种族，应当死。这样就在自我的生命和他人的死亡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福柯，1999a： 240)在《清白之手》所展现的权力世界里，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利用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绝佳时机，将民族主义演变为民族复仇主义，极力宣扬种族优秀论，强调国家权力应由“元首”一人掌握，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问，建立世界霸权。这种对内独裁和对外侵略谋求发展的纳粹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德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下，种族主义在纳粹德国深入人心。在《清白之手》中，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党卫军军官、普通民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反犹情绪。他们把犹太人污蔑为“人畜”、“害虫”、“下等人”、“虱子”，用言语剥夺他们的人类尊严。在集中营和灭绝营里，纳粹党尝试了各种“人道”的屠杀手段：低温处理，炸药，往人体注入病毒，释放毒气等等，使其饱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羞辱和折磨。作为党卫军的一员，格斯坦默默地见证了尸骨堆积如山、惨绝人寰的景象。在贝泽克、切尔诺、索比波尔、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奈克等灭绝营，他亲眼目睹毒气室和焚尸炉吞噬几百万无辜的生命。纳粹分子用遇难者的人皮做成提包、手套和灯罩，用头发做成褥垫，把死者假牙上镶的金子熔化后存入德国国家银行，尸体烧完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