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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肥料。女人和儿童则成为纳粹医生和教授们的活人试验品。从反犹、排犹到旨在灭绝犹太人种的 “最后解决”。希特勒纳粹政权实现了对犹太人的全面控制。此外，吉普赛、斯拉夫等弱小民族也在种族主义的借口下被奴役、被屠杀。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在种族主义的熔炉里蜕变为杀人的权力，并彻底地丧失了控制。总之，在《清白之手》所展现的权力世界里，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权对当时的德国社会拥有绝对的管理权、支配权和统治权。纳粹对德国民众身体的规训禁锢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犹太等弱小民族生命的调控使其遭受空前的奴役和惨杀。这样的世界毫无自由可言。福柯曾起草并宣读过一份声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义务，并有奋起反抗滥用的所有权力，不管滥用权力的人是谁，也不管受害者是谁。”(埃里蓬，1997：311)《清白之手》则呈现给读者形式多样的抗争形式：有格斯坦中尉对纳粹720多项罪行的揭露，有华沙犹太区起义，也有苏联红军对纳粹集中营的解放，而更多的是小说中人物对话语权的争夺。对权力话语的分析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中的权力抗争。 2．0《清白之手》中的权力抗争根据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实质上就是说话的权力。权力话语是被社会主体意识形态所操纵和控制，反过来又能为其服务的话语。“话语是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隐着权力的运作。因此，话语蕴涵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是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权力的实现。”(福柯，1989：98)任何一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话语，各种话语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控制和支配其社会成员。从宏观上看，话语代表着说者与听者各自所属的阶层、集团、种族等群体的利益。统治阶级拥有社会的主流话语，他们利用权力生产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的话语，而被统治阶级则被剥夺话语权，他们只能抑制自己的欲望与要求，顺从地接受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从微观上看，说与听双方的话语体现着二者能动与被动的权力关系。尽管如此，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权力话语并不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它会不断受到边缘、被压抑话语的威胁和挑战。《清白之手》中的权力话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体现了权力冲突双方永恒的抑制与抗争。 2．1纳粹的霸权话语与犹太民族的失语既然权力无所不在，话语也无处不在。《清白之手》充斥着以元首希特勒为代表的霸权话语。德国纳粹统治期间的‘‘每周一句”就是明证：“戴着这个袖标的都是我们的敌人”(表明犹太人身份的大卫星)、 “艰难的时代，坚定的意志”等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只准德国人人内”等标语。每名党卫军都以“忠诚是我的荣誉”为座右铭。这些口号式的霸权话语深入德国民心，为纳粹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格斯坦的父亲路德维格就是元首忠实的追随者。他时常专注地阅读《信号》杂志。那是在纳粹德国以及整个占领区里发行的最著名的期刊，也是纳粹的重要宣传机器。他不厌其烦地把希特勒的思想灌输给儿子，鼓励他为第三帝国的事业奋斗终身。冈瑟上尉将希特勒的教导谨记在心，“元首说一切波兰的东西都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Vollmann，2005：420)就连年幼的赫德维格兄弟也坚信，“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Vollmann，2005：439)小说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当属“万岁，希特勒!”Heil Hit． 1er这一行礼用语显示出希特勒至高无上的权威，表示纳粹党党员和民众对希特勒的无限崇拜和绝对服从以及沿着希特勒指引的方向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坚定信念。话语在权力的运作下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把主流信仰、价值和范畴或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强加给话语的参与者，而不给他留任何选择余地。《清白之手》中的纳粹霸权话语总是那么坚决有力，这是因为它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政权支撑，这种政权在权力领域的中心位置决定了话语的权威性。希特勒利用强大的宣传机器向德国民众大肆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优越论和夺取生存空间等思想，让他们盲目地追随和支持其对内实行集权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战争。任何威胁或抵抗纳粹政权的言行都将遭到无情的镇压。纳粹的霸权话语弥漫着整个德国社会，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不仅监视、调节和控制着广大德国民众的言行，而且使犹太民族陷入失语的困境。处于德国纳粹专制之下的犹太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异端，这种被强加的边缘地位决定了他们顺从和沉默的命运。通览《清白之手》，不论犹太人承受着多么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他们总是默然无语。犹太民族的声音似乎被淹没在强大的纳粹霸权话语之中。这种全民族的失语现象反映出权力话语已经沦为纳粹政权控制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小说中唯有一处犹太人的声音。有位犹太老人蹲在灌木丛中而未被其他党卫军发现，格斯坦劝他趁机逃走。可是这位老人用地道的德语冷冷地说，“谢谢您。中尉先生。我宁愿陪伴在自己的妻儿身边。”随后，他走进了等待屠杀的队列。(Vollmann，2005： 452)沉默是相对于拥有话语权的一方而言的。纳粹统制期间犹太人的话语权被完全压制，可是沉默有时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犹太老人的惊人之语便是对处于权力中心地位的主流话语的抗争与颠覆。凭借这一铿锵有力的声音，犹太老人摆脱了纳粹霸权话语的束缚，维护了民族的尊严。老人的言行让读者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犹太人必将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重建新世界。 2．2格斯坦父子的权力话语之争福柯指出：“权力是在各种关系的现实较量中，由于各关系中的各因素间的张力消长而形成，又随着各因素间的不断竞争而发生变化。”(高宣扬， 2005：167)因此，权力关系没有稳定的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福柯，1999b：29)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央与地方、群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各个领域和各个地区的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它们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一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另一方的控制或影响。而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福柯，1997：228) 如果说纳粹的霸权话语与犹太民族的失语从宏观上体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权力的抑制与抗争，那么格斯坦父子的三次对话则在微观上反映出纳粹社会里两个利益冲突个体间的权力话语之争。父亲路德维格是纳粹政权的坚决拥护者，时刻以格斯坦家族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而自豪。他在家里说一不二，对妻儿不善温存。而儿子库尔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加入纳粹组织是为了见证并向世人揭露纳粹统治的黑幕。一个支持专制独裁，一个渴望自由平等，父子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抑制与抵抗的对立关系。在第一次对话中，父亲说，又有一个姓戈尔茨坦的犹太人因试图盗用格斯坦家族的姓而被捕，言语中流露出对犹太人的蔑视和仇恨。库尔特按捺住心中的不满默默地听着。当父亲满怀兴致要老生常谈起理查德·戈尔茨坦时，儿子以一句 “父亲，那个故事你都讲了很多遍了”(Vollmann， 2005：430)果断地将话题打断。父亲凝望了儿子片刻，愤懑地走开。此刻的父子权力关系因对待犹太人问题的分歧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权力话语还是处于父亲的控制之中。毕竟父亲是家庭的核心，他的权威不容置疑，儿子应该惟命是听，怎敢表现出不耐烦呢?整个谈话过程中库尔特只说了两句话，基本上是处于无语的状态，而且父亲凝视的眼神和离去的背影对他颇具威慑力。 l00 过了些日子，库尔特恳请父亲谅解以示妥协，两人的关系进入和谐相处的阶段。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战事。吃晚饭时，库尔特突然冒出一句， “这儿怎么这么暗啊?”父亲回答，“不暗。·火光很亮。”(Vollmann，2005：443)随后，库尔特谈起了同盟国的作战武器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瞄准目标，话未说完却被父亲打断，“库尔特，别做个失败主义者。” (Vollnuum，2005：443)大家都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