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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莎剧《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和中国古典小说《再生缘》中的孟丽君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女扮男装形象，她们的机智才华都是对男性权力话语的颠覆。然而，鲍西娅在爱情和家庭观上的妥协顺从反映了男性权力话语对女性话语的绝对抑制，是男权社会借女性之口宣扬符合男权要求的女性爱情观; 孟丽君对独立人格和忠贞爱情的追求则张扬了女性自我，反映了女性话语对男性权力话语的颠覆。　　莎士比亚在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位杰出的女性形象鲍西娅，她女扮男装作律师，在法庭上智斗犹太高利贷商人夏洛克，挽回了丈夫的朋友安东尼奥的生命。她的口才和智慧使剧中所有的男性都相形见绌。有人据此认为鲍西娅是“完美的女性代表”。无独有偶，我国清代才女陈端生在长篇小说《再生缘》中也塑造了一位女扮男装的年轻女子孟丽君，她中状元官至宰相，提拔夫君皇甫少华，助其伸冤。她的才干让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自愧不如。陈寅恪认为《再生缘》可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媲美：“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郭沫若也赞同陈寅恪的观点，并认为，陈端生比诸18、19世纪英法大作家们，如司各特、司汤达、巴尔扎克，“实际上也未遑多让”。无论才貌、胆识或是性格，鲍西娅和孟丽君都有颇多共同之处，然而对待爱情，她们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孟丽君比鲍西娅有更强的独立愿望，对丈夫的忠诚更为苛求，选择夫君的标准也更为理性严格。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也许并不在于东西方文化的迥异，而在于作者立场的不同，即莎士比亚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宣扬女性爱情观，维护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因此鲍西娅在男权话语下妥协顺从，《威尼斯商人》反映了男性话语权力对女性话语的成功抑制；而陈端生则从女性的立场出发，表达她们对爱情的理解，反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再生缘》反映了女性对男权话语的反叛与颠覆。颠覆与抑制是英国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提出的概念: 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抑制则是对这种颠覆力量的抑制,统治者允许并鼓励颠覆和抑制同时存在，通过适当地刺激普通大众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颠覆,在不危及统治阶级的实质利益和不改变统治关系的基础上,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从而达到对真正有破坏力的颠覆给予安全抑制的目的。鲍西娅在法庭上充分展现了她的智慧，可以看作是对男权话语的颠覆，但她的颠覆是有限的——身着男装，以男性身份说话，展现的是男性的力量；而一旦回到家她就扮演起温顺妻子的角色，抑制比颠覆显得更为强大、绝对，无处不在。相比之下，孟丽君虽然也着男装，以有限的方式对抗男权，但对待爱情与家庭，她不屈服于男权社会对她的期待，她的反叛与颠覆比鲍西娅更加彻底。首先，从女性对独立的要求来看，鲍西娅为了爱情甘愿抛弃独立自主的生活而成为丈夫的仆从；孟丽君则相反，一旦她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就不愿失去独立，即使牺牲爱情也在所不惜。鲍西娅为了爱情放弃独立。她原是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父亲去世，留给她巨额的财富，豪华的住宅和众多的仆人。在自己家里她就如同女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她对自己的独立、自由和权利似乎并不看重，一旦巴萨尼奥选中装着她肖像的铅盒，成为她的丈夫，她就对巴萨尼奥说：“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变成您的所有了；刚才我还拥有着这一座华丽的大厦，我的仆人都听从着我的指挥，我是支配着我自己的女王，可是就在现在，这屋子，这些仆人和这一个我，都是属于您的了，我的夫君。”不可否认，鲍西娅深爱着巴萨尼奥，当时的法律和社会习俗也规定丈夫有支配妻子和她的财产的权利，但让一位独立富有的女人在瞬间毫无怨言，甚至满怀欢欣地放弃她所有的财产和权利，做她丈夫温顺的仆人，似乎不大符合女人的心态，倒是反映了男权社会中的男性心理：他们希望在婚姻中享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不论妻子比丈夫富有多少，能干多少，她们都只能居于从属地位。男性的这种愿望如果借女性之口表达出来，就更显得合情合理，似乎这是女性自愿遵循的道德准则。莎士比亚正是借鲍西娅的言行树立符合男性利益的女性道德规范。尽管鲍西娅在法庭上尽显其智慧的锋芒，她却毫不自傲，案件了结就迅速返家，重新做巴萨尼奥顺从的妻子。她对巴萨尼奥表白自己：“她有一颗柔顺的心，愿意把她奉献给您，听从您的指导，把您当作她的主人、她的统治者和她的君王。”过着独立富足生活的聪慧女子，为了爱情竟会放弃独立，甘愿做丈夫的臣仆。这一番表白, “认同男性主流文化，表现出顺从与自得”，是男性作家笔下对符合男性利益的女性道德典范的宣扬；在女性作家陈端生笔下，孟丽君对独立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孟丽君不愿与皇甫少华相认，原因之一是不愿失去独立。孟丽君为躲避刘家逼婚，女扮男装深夜逃出家门，后来中状元官至宰相。未婚夫皇甫少华立功封王，四处找她。孟丽君虽时常与之见面，却不愿说明真相，现出女身。面对母亲的劝说，她回答道：“丽君虽则是裙钗，现在而今立赤阶。浩荡恩深重万代，惟我爵位列三台。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况有那，宰臣俸禄巍巍在，自身可养自身来。”孟丽君从前闭锁深闺，一朝得出即大展才华。她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更体会到独立的尊严。宰相的俸禄使她经济独立，不愿再仰赖丈夫的保护和恩赐。在大千世界尽力驰骋，体会过自由的欢乐，她不愿重入深闺，做一只供人观赏的笼中鸟，服从丈夫的命令，听候公婆的差遣。即使王妃的名号也不能使她动心，令她放弃来之不易的独立自由。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几千年来的男权社会总是剥夺女性的独立自主权利，向她们灌输温柔顺从的女性美德，却压制不了她们对独立自由的向往。无怪乎，一部未完成的《再生缘》会在民间广为流传：“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孟丽君身上寄托着无数“闺阁知音”对独立自由理想的追求。权衡爱情与独立，莎士比亚让鲍西娅选择前者，陈端生让孟丽君选择后者，显而易见是谁在吐露女性的心声，又是谁在借女性之口替男性宣传“妇道”。其次，从女性对丈夫忠诚的要求来看，孟丽君比鲍西娅更为严格。鲍西娅能轻易原谅丈夫的不忠。她曾送给巴萨尼奥一个指环，作为爱情的信物，嘱咐他不要弄丢或送给别人。巴萨尼奥信誓旦旦地发誓：“要是这指环有一天离开这手指，那么我的生命一定已经终结；那时候您可以放胆地说，巴萨尼奥已经死了。”可是没过几天，巴萨尼奥就把指环送给了鲍西娅假扮的律师。面对鲍西娅的指责，他竭力为自己开脱：“要是您知道我把这指环送给什么人，要是您知道我为了谁的缘故把这指环送人……您就不会生这么大的气了。”言下之意，他对鲍西娅的爱情比不上对安东尼奥的友情。在法庭上他也曾声明，他愿以鲍西娅的生命换取安东尼奥的生命。这实在奇怪：一个热恋中的女人容忍情人以对自己的爱情换取他对另一个男人的友情。如此贤惠谦逊，处处以男性为重的女人，正好符合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她们似乎只有在男性笔下才能出现，也难怪男性会对其美德大加赞赏。即使在视三妻四妾为当然的古代中国社会里，陈端生也没有让孟丽君如此“贤惠”。孟丽君不能容忍她与皇甫少华之间的爱情受到丝毫亵渎。她不愿现身嫁皇甫少华最根本的原因是皇甫少华对她不忠。皇甫少华与孟丽君才订婚不久，却又与刘燕玉私订终生。孟丽君毫不知情。她做官后提拔皇甫少华，助他伸冤，在皇甫少华上书给皇帝的血本中才了解到这一节。她本来还打算待皇甫少华伸冤后即与之团圆，看了血本后却冷了心：“不期皇甫少华君，倒与刘家结了亲。我尚愁其思元聘，谁知私订贵千金。既然已有刘门女，郦明堂，且把尚书做几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以孟丽君的才识和自尊，不会容忍皇甫少华的不忠，也不屑与另一个女人分享丈夫的爱情。从一而终的思想使她不会移情别恋，但她对婚姻已经冷心，于是打算继续女扮男装做官。到后来，皇甫少华与刘燕玉结婚，孟丽君下定决心不与他相认：“我孟丽君就做了一世女官有何不可？从今索性不言明，莽玉威风过一生。” 从此无论皇甫少华怎样到处传播他“义夫”的美名，都不能动摇她的心。她期待的是绝对忠诚的爱情，如果不能得到，她甘愿放弃爱情。封建道德竭力维护男性在婚姻中的特权，压制女性的权利，要求女性宽容大度，嫉妒是她们的大忌。孟丽君的行为恰恰与这些道德准则背道而驰。作为女性作家，陈端生没有像莎士比亚那样，让孟丽君做一个宽容柔顺的贤惠妻子，却赋予她更多的叛逆与自尊。　　再次，孟丽君比鲍西娅有更高的择婿标准，她考虑对方是否值得她的爱情和她所做的牺牲。鲍西娅选择巴萨尼奥流于轻浮，她的牺牲过于爽快；孟丽君越来越不愿与皇甫少华相认，部分原因在于经过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