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摘要］：本文通过对霍桑的短篇小说《拉帕西尼之女》女性主义的解读，阐明较之女性作家所创作的女性以发泄、报怨向强势男权抗争相比，没有经受性别歧视的霍桑笔下的以温柔、宽容、无言的抗争更能彰显女性不屈从男性压制的自信与力量，以其自信、宽容、温柔的情怀消融人生的悲欢与世事的沉浮。　　 1．引言 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撒尼尔·霍桑是女性主义的极力反对者，他在美国文坛声名鹊起之时，面对在逆境中悄然崛起的女性作家致书其出版商，忿忿不平地抱怨道：“美国如今已经完全沉迷于一伙该死的乱写乱划的妇女，只要公众陶醉于她们陈词滥调，我便没有成功的机会了。”( Hawthorne, 1910: 75) 将女性作家斥责为“乱写乱划的妇女”的霍桑却在其诸部小说中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红字》中的白兰、《拉帕西尼之女》中的贝雅特丽丝、《胎记》中的乔治亚娜。霍桑笔下的女性形象与表现女性主义意识的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她们不是在强盛的男权势力下表现出苦闷、彷徨、哀怨，进而抗争，而是在扭曲的男性压制下无言地抵抗。这种无言抵抗所产生的张力与影响力是那种非理性的发泄、报怨、激愤无可比拟的。英国女作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主张要克服感情的滥用，克服性别身份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理性的作用来艺术地感受感情。在《自己的一间屋子》、《妇女与小说》、《三个基尼》等文章中，伍尔夫多次暗示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原因，女性作家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与个人的情感紧密相关。她发现 “愤怒”充斥了女性作家的作品，毁坏了作品的艺术性，甚至葬送了女作家的艺术生命。为此伍尔夫指出：“女作家必须保持‘中和’的态度，理性地处理诸如“愤怒”等个人色彩浓烈情感，才能使创作获得永久的生命。”（伍尔夫，1989：42）本文通过对霍桑的短篇小说《拉帕西尼之女》女性主义的解读，阐明较之女性作家所创作的女性以发泄、报怨向强势男权抗争的结果相比，没有经受性别歧视的霍桑笔下的以温柔、宽容、无言的抗争更能彰显女性不屈从男性压制的自信与力量，以自信、宽容、温柔的情怀消融人生的悲欢与世事的起落。　　 2．扭曲的父爱　　霍桑的小说《拉帕西尼之女》情节简单，但内涵深远。来自意大利南部的青年乔万尼到北部的帕多瓦大学深造，因囊中羞涩，只好租住在阴暗高大的一栋旧宅。旧宅的外观让他联想到一个家族的兴盛衰败，进而想到自己此刻背井离乡、孤凄的境遇，不禁暗然神伤。一位老妇人感动于英俊的年轻人的喟然长叹，劝说其将头伸向窗外沐浴与那不勒斯一样的明媚阳光。年轻人百无聊赖地向外望去却意外看到了绚烂多彩的花园及园中青春洋溢、如花似玉的少女贝雅特丽丝。年轻人被少女的美貌所倾倒，以一种虔诚的心接近贝雅特丽丝。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扰乱了他的奇思异想。花园中那神秘的园丁，少女的父亲拉帕西尼诡异的举止让他心生疑虑；美丽的少女每每接触虫鸟等弱小生灵并令其奄奄一息的情景令乔万尼万分恐惧。医学教授彼得罗·巴格里奥尼向乔万尼解开了这个谜：痴迷于科学实验的拉帕西尼医生为了研究巨毒药物，在花园中种植了大片充满毒素的奇花异草，并不惜牺牲其女儿的性命用巨毒花草将之养大成人，使其女儿身上如花园中的花草一样充满了毒性。乔万尼欲爱不能，离去不忍，最后听从了巴格里奥尼教授的建议，劝说贝雅特丽丝喝下了一瓶巴格里奥尼提供的解药。贝雅特丽丝喝下解药，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便倒在她父亲和乔万尼的脚下死去。《拉帕西尼之女》一直被文学评论界视为霍桑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编选在其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里。评论界对该小说的解读异彩纷呈。有评论者从霍桑非理性科学观角度分析该小说“错误地把智力发展与良知和情感的萎缩联系起来，怀疑和否定科学技术的进步，丑化献身科学的人。”（陈玉娟，2000：33）也有评论者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拉帕西尼疯狂之举不仅向世人透露片面追求理性的危险性，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现代科学本身的弊病”。（吴兰香，2006：66）更有评论者从心理学和伦理学角度提出了十分新颖的论点，认为贝特雅丽丝之“毒”折射出人在性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夹缝中挣扎的扭曲状态。（宋敏，2001：83）细读文本，会发现霍桑的《拉帕西尼之女》可谓是一篇反映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只是没有传统女性主义小说中充满着的苦闷、彷徨、哀怨、愤恨。作为小说中惟一主要女性，贝雅特丽丝始终温柔着，微笑着，欢快着，天真活泼，充满青春的活力。但透过贝雅特丽丝的温柔读者无不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这种压抑不是来自贝雅特丽丝本人，而是和她生活有关联的充满男权意识的男性们。首先是贝雅特丽丝的父亲，一位“对科学比对人类关心备至”（Hawthorne, 2000: 305）的药物学医生，他对研究毒草的痴迷已经使他丧失了理性甚至人性，为了他自己的所谓科学实验，实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用自己种植出来的毒花异草喂养不谙世事的女儿，令其长大之后全身充满毒素。在拉帕西尼眼里，女儿只是他的私有财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女儿封闭在他用来做实验的布满了毒花异草的花园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消磨其青春，压抑其性情，葬送其性命。美丽单纯的贝雅特丽丝已被她阴郁的父亲彻底“物化”了。她每天被拉帕西尼像观察“一只鸟，一只老鼠或一只蝴蝶”一样观察着，那目光“冷冷地映亮他的脸，就是这同一目光，是和大自然本身同样深邃的目光，但绝没有大自然的那种爱的温馨。”（Hawthorne, 2000: 313）拉帕西尼将其作为父亲的意识——男性的意识强加给被他完全看成“物”的女儿，一手“制造”出来这么一个与花相亲、与世隔绝、满身毒素、爱心未泯的女孩。正如女性主义代言人西蒙·德·波娃所论断的：“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造成的。”（西蒙·德·波娃，1986：23）女性主义女王英国作家伍尔夫在其论著《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曾形象地描述女性在男性作家笔下的生存状态：“小说戏剧里的女性都是特别的，不是美到极点，就是丑得要命，不是好到无以复加，就是堕落不堪。”（伍尔夫，1989：42）美丽善良的贝雅特丽丝在拉帕西尼的毒草滋养下被“制造”成滥杀万物生灵的可怕恶魔。在强大的父权控制下，她似乎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选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生灵的死去而“伤心地在胸前画着十字。”（Hawthorne, 2000: 309）有评论者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评价拉帕西尼的或理性或非理性的科学态度，前者认为拉帕西尼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执着、忘我精神值得弘扬；而后者则认为拉帕西尼痴迷其药物实验已变得扭曲、阴险、龌龊，进而呼唤人性的回归。拉帕西尼为了他的科学实验的付出无法让人怀疑他为科学的献身精神——他视他的实验花园为他的“天地”，常年累月的辛勤劳作已使他刚年过中年就“面带菜色病容，躬腰驼背，迈着虚弱的步子，像是疾病缠身”。（Hawthorne, 2000: 312）小说中对拉帕西尼了解甚深的巴格里奥尼教授这样评价拉帕西尼：“他对科学比对人类关心，他对病人的兴趣仅仅在于他们是某种试验的对象。他宁可牺牲人类的生命，其中包括他自己或他最珍惜的一切，以便在他那堆积如山的学识上哪怕增加一粒芥籽。”（Hawthorne, 2000: 307）真正的科学宗旨应该是为人类造福，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富有献身科学精神的人也应具有博大的胸怀。而体现在拉帕西尼身上的科学和献身精神却令人恐惧。拉帕西尼表面上孱弱，“他面容布满了患重病的灰黄色”（Hawthorne, 2000: 312）但一旦接触到他的花、他的实验对象，他又判若两人，有一种透过病体征服一切的力量，以至于“一个旁观者很容易忽略那种仅仅表现在体力上的特征而只看到这种奇异的精力。”（Hawthorne, 2000: 312）这是什么力量呢？是一种征服的力量。征服弱者，征服女人（他美丽的女儿）。小说中拉帕西尼没有更多话语，更多时候是保持沉默，但他的行为力量却远远胜过了他的话语。他并非完全为了科学完全献身，为了使自己更长久地进行他的试验，他很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在他弥漫着毒气的花园中“他始终戴着一副厚厚的手套来保护他的双手，在口鼻上蒙了一种面具，但他依然感到过于危险。”（Hawthorne, 2000: 304）在这位醉心于科学实验的父亲的眼里，女儿的性命如同草芥、昆虫一样微不足道，他赋予女儿生命又毫不留情地将其摧残、践踏，甚至剥夺女儿的生命，似乎女儿就是为了他的神圣使命而来到人世的，如花的生命远不如像是病魔缠身的躯体更具价值。在拉帕西尼看来，女儿是女人，是物，是他者，而他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