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 ,汉字注音为 “支那”,葡文对应为 “Chinê s” ; “恭喜”,汉字注音为 “没度扫煨打地”,葡文对应为“Muito Saudade” ;等等。另外 ,在 《海录》 一书的 “大西洋” 条里 , “国王”,汉字注音为 “哩”,葡文对应为 “Rei” ;“一等文官” (即 “首相” ) ,汉字注音为“善施哩”,葡文对应为“Chan2celler”; “海岸”,汉字注音为 “哥什嗒”,葡文对应为“Costa” ; “法官”,汉字注音为 “油衣使”,葡文对应为“J uiz” ;等等[ 1 ] (564 页) [ 8 ] (169 —205 页) [ 10 ] (101 —104 页) 。
明代初期 ,1382 年(明洪武十五年)由火源洁等编撰的 《华夷译语》 98 卷 ,收不同文字 34 种 ,其中西洋文字占 6 种 ,而在西洋文字中拉丁译语有 5 卷 ,收拉丁词约 2000 条 ,是我国最早的用作翻译人员学习诸蕃语的华夷对译词汇手册之一 ,对后世不少的华夷对译词汇书产生了影响 ,甚至影响到日本类似的书籍如 《日本考略》 [ 11 ] (序言) 。根据刘月莲的研究 ,明代嘉靖初年定州人薛俊撰 《日本考略》 早于 《澳门记略》 问世 ,并影响了后者。 《澳门记略》 的作者在《澳译》 案语中提到了此书。薛俊与印光任、 张汝霖所获寄译之语均为第二手资料 ,这是由于他们接触外语的机会和时间相当有限所致[ 8 ] (176 —178 页) 。《日本考略》 著述的思想内容和谋篇形式对 《澳门记略》 有深刻的影响。例如 , 《澳门记略》 中的 《澳译》 是以 《日本考略》 里的 《日本寄语》 为蓝本的。 《澳译》 共收395 个词条 ,分为 5 类 ,即天地类 83 条、 人物类161条、 衣食类 52 条、 器数类 48 条、 通用类 51 条。而 《日本寄语》 共收 397 个词条 ,分为 15 类 ,即天文类 11 条、 时令类 17 条、 地理类 9 条、 方向类 6 条、 珍宝类 8 条、 人物类 64 条、 人事类 92 条、 身体类 14条、 器用类 45 条、 衣服类 10 条、 饭食类 20 条、 花木类9 条、 鸟兽类 11 条、 数目类 16 条、 通用类 27 条[8 ] (178 —181 页) 。与澳门葡语一样 ,日本寄语也是一种 “洋泾浜语”,不过是 “洋泾浜日语” 罢了。两者都是以汉语为本位的洋泾浜港口用语 ,所收的词汇数量相近 ,常用词大同小异。其意义正如刘月莲在《澳门历史语言文化论稿》 一书里所指出的那样: 这(大同小异)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历史线索 ,即明嘉靖朝浙江与日本的海贸常用词汇与清乾隆朝广东对西洋的海贸常用词汇除了因地区、 习俗、 宗教等不同的专有名词之外 ,基本上相差不大 ,两者都是以汉语为本位的洋泾浜港口用语 ,只不过 《日本寄语》 是一种 “洋泾浜日语”,而 《澳译》 是一种 “洋泾浜澳门西洋语” 罢了。[ 8 ] (181 页)与印光任、 张汝霖所著的 《澳门记略》 相比 ,谢清高、 杨炳南所著的 《海录》 成书要晚大半个世纪。 《海录》 书里有许多地名、 国名和其他译名用葡萄牙语表达 ,由杨炳南以汉字注音 ,如 “孟加拉”,汉字注音为“自明呀喇”,葡文对应为 “Bangla” ; “里斯本”,汉字注音为 “预济窝亚”,葡文对应为 “Lisboa” ; “里约热内卢”,汉字注音为 “沿你路”,是葡文 “RiodeJaneiro”中Janeiro 的音译;等等[ 10 ] (101 页) 。比起 《海录》,《澳门记略》 中的 《澳译》 所记述的地名、 国名十分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 , 《海录》 大大前进了一步。广东葡语始于明末葡人入据澳门之后 ,清初粤开关以后至乾隆初年流行于整个广州口岸。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 ,康熙帝就颁布 “开海贸易” 的谕旨 ,确定广州、 漳州、 宁波和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 ,允许外商到广州等四口的十三行进行有限通商[ 5 ] (234 —235 页) 。实际上 ,自 18 世纪初叶以来 ,外国商船只抵达包括澳门在内的粤海关 ,而很少问津其他三个海关。18 世纪中叶以前 ,广东葡语已成为广州口岸中西贸易的通用语 , “懂得葡语是中国人充当通事、 买办的重要条件” [ 10 ] (105页) 。以谢清高为例 ,他 “尽管由于健康原因 ,难以成为葡国官方雇佣的外语条件 ,或中国官府委派的洋行通事 ,但以其生活经历和外语条件 ,在澳门担任口译翻译(即通译) ,为中葡人民之间的商业贸易和一般交往服务 ,从中收取一定的酬劳 ,作为自给之资 ,是有可能的” [ 10 ] (105 页) 。
三 广东葡语的性质
洋泾浜语是为了和其他某个集团进行交际而特意创造的语言变体 ,不存在屈折形态 ,学起来容易简单。英国学者郝德森在其所撰的 《社会语言学》 专著一书里指出: “鉴于要求和其他社区的成员进行交流的原因常常系贸易 ,所以洋泾浜语可以是所谓贸易语言 ,但不是所有洋泾浜语仅限于用做贸易语言 ,也并非所有贸易语言都是洋泾浜语。 ” [ 12 ] (72 —75 页)近代中国的广东葡语正是作为一种贸易语言而产生的。广东葡语作为在澳门的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通用语言始于 16 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之后。其首要功能是为了双边贸易 ,其次是为了传教。“第一个到达广州的欧洲特使是葡萄牙的皮埃斯( ThomePires) ,他于 1520 年带了一批商人登陆。澳门这一殖民地是 1557 年由葡萄牙人建立的 ,随后不久 ,传教士们也纷至沓来” [ 6 ] (9 页) 。16 世纪以来 ,入华传教士确有不少是葡萄牙人 ,他们多从澳门上岸 ,先在澳门接受必要的 “华语官话” 培训 ,留在澳门或在广东其他地区传教的传教士还必须学习广州白话。此后 , “澳门迅速发展成为与日本、 菲律宾、 马六甲和中国内地贸易的重要商港 ,赴澳贸易的中国商人迅速增加” [ 1 ] (564 页) 。
葡萄牙人到澳门时发现 ,自己无法与当地人沟通 ,而渴望在与葡人和其他西方人交往中寻求生计的当地人也感到交流困难 ,双方都迫切需要一种方便的交流语言工具 ,以打开交往困难的局面。于是 ,“在那些日与葡人相周旋 ,负责传译语言、 媒介交易的中国通事和包揽对葡贸易的揽头中间 ,逐渐形成中葡贸易的商业专用语 — — — 广东葡语 ( Cantā o2Portuguē s)” [ 1 ] (564 页) 。毫无疑问 ,由于葡人是近代最早到东方从事殖民和贸易活动的西方人 ,葡语自然成为当时东方商业通用语 , “来华贸易的英国和荷兰商船 ,也必须依靠懂得广东葡语的中国通事 ,始能进行贸易” [ 1 ] (564 页) [ 13 ] (615 页) 。美国商人马士在其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 —1834)》里这样写道: 对中国贸易的英国船上大班 ,首先需要具备葡萄牙文的知识。从 1517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以上 ,到中国去的欧洲商船都是葡萄牙人 ,而他们的语言文字 ,在某种程度上是沿海的通用语。[ 14 ] (65 页)起初 ,这种不中不西的广东葡语主要由中外商人和水手、 中国通事和买办使用 ,后来也成为外国传教士和当地店主、 苦力的重要交流工具。当时的广东葡语非常盛行 ,但却相当粗糙难懂。照卫三畏博士的说法是: “尤其在仆人和店主那里所讲的这种方言 ,是葡语和汉语的大杂烩;它的用法和发音与真正的葡萄牙语相讹误如此重大 ,以致刚从里斯本来的人几乎听不懂。 ” [ 14 ] (66 页) [ 15 ] (431 页)
四 广东葡语对广州英语的影响
一位叫 “巴塔亚” 的葡萄牙女学者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对 “澳门话” (这里所指的是“广东葡语” )进行了深入研究。据这位学者称 ,葡萄牙人当年在澳门所使用的语言是 “一种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已成熟的语言 ,有丰富的词汇量 ,语音、 词法、句法已经稳定。这种语言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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