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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学的理论”当然是一条可行的路子。其次,为争身前之名而急功近利。就这个问题,仲伟纲、李宏印指出:“我们在科研上有点投入恨不得明天就要回报,左一个评估,右一个评估,科研人员在一种巨大的功利主义的压力下,恐难大有作为。而且中国青年科学家也难以摆脱现实的压力,他们必须经常不断地搞出一些小成果去应付舆论,去获得职称,却很难静下心来去追求‘未知’,探索‘未知’,认识‘未知’,把握‘未知’,研究大课题,出大成果。”在功利主义的压力与诱导下,相当一部分人在那里非常投入地追求身前之名、身前的热闹。其实,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争气与争名最终只是在一点上见分晓:即作品有没有读者,尤其是有没有长远的读者。换言之,写出来的文章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有没有人读。有了长远的读者,就算是有了身后之名。对于一切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唯一的、最高的荣誉是:作品有久远的读者。其他的荣誉都可以掺假、作伪、操作失误,这种荣誉掺不了假,作不了伪,操作也不可能失误。刘勰、钱钟书虽未得到诺贝尔奖金,他们的作品照样会有跨世纪的读者。把这一点想穿了,一切眼前的热闹和躁厉飞扬都可以平息下来,静心静意地、自甘寂寞(却不孤独)地投入创造性的劳动。因为只有创造性的劳动作品,才能希望争得久远的读者。阻碍创新的因素可能还有一些,但主要的东西我想还是摆出来了。 3　可能导致创新的几条路子 3.1　交叉触发点。搞任何学问与创造,哲学、美学、逻辑、自然科学应是必备的。搞外语的,还应该加上各种人文科学的知识。没有交叉的、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就不可能形成许多科学创造的触发点。没有触发点,就没有科学发现。科学创造的触发点多,科学创造的成果就多。怎样得到许许多多的触发点呢?一位大科学家(好像是爱因斯坦)说过:“你能发现什么,取决于你头脑里有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因此,你头脑里保存的理论框架越多、越新、越先进,你的触发点、碰撞点就越是多,最终的发现就越新、越是独特、越是有活力。交叉触发点创新的机理也就在这里。相反的情形是:语言学者的知识储备只限于语言学科,专门且仅仅以语言或语言学为研究对象,这会导致语言学家不完备现象。交叉引发的创新在语言学界的事实非常多。第一个方面,语言学的好多个新领域、新学科、新论题,往往不是由语言学圈内的专家发现的,而是圈外的专家发现的。原德国的人类学家Franz Boas,英国的人类学家Ｂ.Malinowski,英国社会学家Ｂ.Berstein⑥,美国社会学家Ｄ.Ｈ.Hymes,都对语言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以开始工作时的身份而论,他们都不是语言学家。另外,第一个提出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人是英国哲学家Austi,完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系统阐发的人是美国哲学家Searle,提出闻名的“合作原则”作为会话的主要原则的人是美国哲学家Grice。第二个方面,语言学的好些新课题、新发展是从语言学之外的角度发现的。这方面,Ｅ.Sapir,Ｃ.Ｆ.Hocket,Chomsky,Ｋ.Ｌ.Pike,Ｍ.Halliday,Ｅ.Lenneberg,等人对语言学的贡献都是范例。另外,写于1964年的“A Biological Perspective:langauge开宗明义地指出应“从生物角度看语言”(书名)他认为人的口腔、咽喉和肺部构造都很适合讲话。他提出几条标准来衡量语言,得出的结论是:语言是有生物基础的。第三个方面,调动语言系统之外的知识来研究语言取得卓越成果,另一方面,出了卓越成果的语言学家也以语言外的知识不够而遗憾。汉语研究大家级人物赵元任曾获美国数学学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钱钟书断言语言功能不完备,显然与他是否精通中西文化、语义学、诗词、语言、文艺理论有极深刻的关系。“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见《林语堂自传》)的赞词用在钱钟书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对中国语文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王力在去逝前两年曾为自己不懂数理化而感喟:“现在培养的人才都有点瘸腿,社会科学方面的逻辑学、统计学、社会学等不怎么会,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物理学、生理学等,也懂得不多,不合现代语言学的要求。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在不懂数理化上。”(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第四方面,语言与系统外的学科交叉出成果,仅仅在语言学内转圈圈就发现不了语言的新性质与多方面的功能。创立语言社会学的Ｊ.Ａ.Fishman于1968年,1971年,1972年先后有四部语言与社会交叉研究的专著问世。他认为,不过问语言行为的社会学有严重的缺陷,不过问社会行为的语言学也有很大的局限性。①还可引以为证的是,数理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神经心理语言学等跨学科的成果摆在那里,早已占据了语言学发展史中闪闪发光的篇章。我国外语学者在这方面也有成功的例子。徐盛桓的论文“语言变异和语言系统”②,成功地用哈肯的协同学和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解释并预言了语言变异。他指出:“(语言)演变是有方向的、有目的的,不会完全是随机的、任意的,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的。我们以这一理论框架来观察语言的变异就会看到,变异是在语言系统原先结构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变异的结果是要实现结构的合理重组,而且是以原先的结构为依据。”可以说,这样的理论的发挥具有原创性。钱冠连在“语言全息律”(后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98№6摘引)一文中用生物全息律和宇宙全息律重新观照语言系统,他发现,“语言的实体音素—音节—词—句子—语篇各层次上,部分与整体全息;部分与部分包含着相同的信息;语言体系中的一个全息元,都分别在整体上或其他全息元上有对应的部位或相似的信息。即是说,体系中的每一个全息元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整体的缩影。”③窃以为,这也属于交叉学科引发的新理论。为什么交叉学科容易做眼成活?拙文“‘大视野’的‘大’”④有一个回答:理论创造也得包括1+Ｘ,1指外语好,Ｘ强调了人格、哲学(美学)、逻辑学、语言理论、汉语、方法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强调创造性的思维。……这在理论上的解释是:任何一个非生命系统(封闭系统),如不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就会自发地趋于平衡和无序,熵达到了极大,而无序却不会自发地转变到有序(所谓的不可逆性),即走向死寂。一个非生命系统(如某一个学科,某一个语言学者的语言知识系统)若想保持活力,必须有自己的反熵倾向(对抗死亡),即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钱学森:“一个科学新领域”,《自然杂志》,1990/1)这就是交叉学科容易做眼成活的原因,也是外语学人必须将自己的知识领域扩大到外语之外去的原因。 3.2　让事实(特别是异样的事实)冲击先验　我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倾向是害怕事实,特别是异样的事实,绕开问题。对调查与实验中出现的与预期要求不符者,或忽略,或绕开或干脆抛弃。有一个实例(请参见王大珩,1998,09,08《光明日报》):某一被国内学者抛弃的异样现象也被国外一个青年学者发现,抓住即探明,而成为以该学者命名的著名物理效应,并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的硕士生有一个很要命的心理:带着先验去调查,发现了与先验不符的事实,心里就很不自在,想方设法去修改事实,以期得到“理想的”结果。循名责实,根据名称要求实际是科学实验中最不可取的颠倒。他们不知道,找到一个与先验不符的事实或例子,正好是发现新规律的契机!沿着这个事实追下去,就追出一个新东西来。这就是你独特的发现。这就是科学家最渴望的东西。面对与自己先验不符的事实,要把不自在的心理变为欣然拥抱,才回到了健康的科学轨道上。害怕异样现象的人,从来就没有想到,科学理论的硬度恰恰是靠欢迎推翻来实现的,能够推翻一个公认成熟的科学理论将会在科学界获得巨大的荣誉。这就到了米珠薪桂的境界了。让事实冲击先验。面临事实与先验不符时,应该修改的是先验,而不是事实。新的发现总是非经验、非规范、非常规的。面临非经验、非规范、非常规的形态就不自在,等于是在取宝探险上路之前就先输了一着,那还不落得一个空手而回吗? 3.3　美学眼光促进创新　美学眼光促进创新这个问题,自然科学家们几乎是英雄所见略同。杨振宁认为,日本人的新技术多,与日本人的美学眼光有关。在自然科学史上,科学家凭美感直觉导引重大科学发现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自己有过一次实验。1988年,我还在鄂西山区的一所大学,读到一本书,是徐纪敏的《科学美学思想史》⑤。读着读着,心怦然而跳。在神游九重阊阖、移目聘怀之际,凭我头脑里存在着的汉语、英语、俄语(和一点可怜的世界语)的语感框架,直观地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