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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历史小说是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它萌芽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在19世纪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以人物与历史的关系为主线, 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世界中,历史总是制约着人物的命运;维多利亚早期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试图摆脱历史羁绊,独立演绎自身命运;维多利亚中晚期的历史小说中,“历史”开始被人物支配,它渗入人物内心的探索历程,成为个人精神结构的组成部分。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 - 1943)在谈到历史小说的定义时曾说道:“小说家们在虚拟的世界中以历史为素材建构起一座真实的大厦, 当小说中的生活被置于历史背景下时,当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处境不谋而合时,这就是一部历史小说。”[1 ] (P6)概言之,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它往往忠实于史实和细节,艺术地再现历史风俗、社会概况和人物的生存状态。早在16世纪后期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盛极一时的流浪汉小说里已经开始出现历史的痕迹。而流行于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哥特式小说,“可以被认为是历史新态度在文学形式中的第一次体现”[1 ] (P20) ,“它是历史传奇的一种独特形式,一种关于过去历史与异域文化的幻想形式。”[2 ] (P1)也就是说,哥特小说并不局限于表现恐怖的主题,还着力于“描绘出一幅封建时代家庭生活和风俗的图画”[2 ] (P11) ,由此唤起一种“令人快乐的惊恐”[3 ] (P498) 。这些令人惊恐与愉悦的图景孕育在历史的废墟中,暗示着小说中历史因素的萌发。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英国区域编年史热潮的兴起, 历史小说的“史前史”阶段宣告终结。这一时期的一些小说受这股风潮的影响,以地方古志和历史记录为题材来展现一个逝去的时代,着力描绘了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历史、方言与生活习俗。此类“区域小说”的直接后果, 是催化了历史小说的伟大天才司各特的诞生。 “19世纪是一个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个世纪执著于对过去经验的研究,它渴望搜集历史的遗存和艺术,正如卡雷所说的,它醉心于被时代、过去、当下、未来所涵盖的思想。”[ 4 ] ( P1) 当19世纪大多数欧洲小说家对自己的时代风尚质疑时,他们不愿在现实中寻找答案,而是将目光投向历史。于是有了司各特,有了司各特之后英国历史小说的异彩纷呈, 高潮迭起,从而造就了历史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一　司各特小说王国: 历史幕景下的人生百态　　司各特不仅仅改变了小说,而且改变了书写历史的方式。他不断向拥有史诗创作经验的前辈学习,更为显著的是,他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各特的名字是一个跨时代的文化符号。他“以历史为媒介,完成了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5 ] ,“他的历史在对待某一特定时期内某一特定国家的风俗、习惯、情调和精神的关系上,比任何历史都更加翔实可靠”[ 5 ] 。司各特的小说超越了哥特小说中的奇思异想,超越了环境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初形式,他通过艺术手段展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时代精神,使欧洲小说超出了风俗小说的狭窄范围,进入了展现社会和历史的广阔领域,从而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历史,这个独特的角色,在哥特小说家霍勒斯· 沃尔波(Horace Walpole, 1717 - 1794) 、拉德克利夫夫人(Ann Radcliffe, 1764 - 1823)那里,不过是故事情节的点缀和陪衬,而从司各特1814 年的成名作《威弗利》开始,到后来的《中洛辛郡的心脏》、《修墓老人》、《红酋罗伯》等等,它已经赢得了独有的“话语权”。司各特的小说犹如一幅幅巨大的历史画卷,把中世纪到资产阶段革命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社会生活包罗无遗。在司各特笔下,历史不再是铺设故事的道具,而以其不可替代的特质成为故事里一道最独特的“风景”。与此同时,“个人”开始以独立的角色粉墨登场。“司各特小说不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同时也形象而真实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时代的人、阶段的人、社会的人。”[ 6 ] ( P38) 在司各特的小说中,个人的命运开始与巨大的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正如巴尔扎克称赞司各特时指出的那样:“(他)作品里的人物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里孕育出来的。” 在历史小说中,司各特细致地确立了一幅幅人物在历史环境中自然活动的图景,使历史与个人形成了默契的联结。这些人物不再身着哥特式小说中的奇装异服,他们与当时的物件、摆设和看法和谐共存。同时, 司各特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中汲取养分,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运用了虚构与想象,勾勒出一个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并运用极富个性的私人生活场景和鲜活的小人物画廊,生动具体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习俗。这些平凡的人物在历史的制约之下“戴着脚铐跳舞”,演绎着命运的故事,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小说的一大突破。以《中洛辛郡的心脏》为例,这部作品完整地诠释了司各特对于历史小说中“个人”角色的独到见解。小说以苏格兰农民大卫·迪恩斯的两个女儿珍妮和爱菲为主要人物,并将这两个角色与苏格兰农民反对外来压迫的历史运动汇合起来。正如司各特曾对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提到的那样: “一个民族的性格,不是从它衣冠楚楚的绅士群那里可以了解到的。”[ 6 ] ( P38)于是,作家在《中洛辛郡的心脏》里便排斥了“衣冠楚楚的绅士群”,而让一群胼手胝足的劳动者占据了前台,让珍妮·迪恩斯在爱菲的悲剧里崭露头角,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人生百态。珍妮和一般小说里浪漫动人的女主人公不同,她在独特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朴素的人生信条和道德原则。她在当时清教徒家庭的严格教育下,在法庭上坚定地说了真话,致使妹妹爱菲被判死刑,这体现了历史环境对个人行为强大的塑造作用; 但在出庭作证后,坚信妹妹无罪的珍妮决定去伦敦面见国王,替妹妹申诉冤情,这体现了个人由于意识到了自己在历史语境中的地位,开始对强权进行反叛,人物与历史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相联结。显然, 司各特认为,人民能够很好地传达历史的雄浑回音, 小说中历史的决定作用在底层人物的生命轨迹中得到彰显。此外,历史中真实的帝王角色也是司各特笔下鲜明的历史人物,司各特丝毫不粉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真实性情。《城堡风云》的故事情节设置15世纪的欧洲,中心人物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在打击诸侯割据势力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行动中将自私、迷信、残忍、狡诈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在另两部小说《肯尼威斯城堡》和《奈杰尔的家产》中,英国历史人物伊丽莎白与詹姆士一世的形象在历史的日常语境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这些帝王英雄在历史幕景的制约下形成了真实而独立的个性,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由此而知,司各特不愧为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把人物设置在充分发展的历史关系中,把人物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舞台上。但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司各特时说:“他笔下的人物只有在谈话的时候才活着,他们不会思考。司各特既不探究他们的心理,也不尝试从他们的行为中推论出什么。”[ 7 ] ( P141) 正如前文所说,司各特小说最大的特色还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他的历史小说侧重于对生活外部环境的描述, 只把人物作为传达历史信息的“工具”。例如在司各特第一部长篇小说《威弗利》中, 主人公爱德华·威弗利无非是一个透明的中介,是一个对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活动一无所知的英国青年。他只身来到苏格兰高地,睁着好奇的眼睛,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把一切新奇的事物尽收眼底,同时把他的所见所闻通过历史感悟呈现出来,从而展现逼真的历史图景。同样,在《中洛辛郡的心脏》中,司各特虽然着力描述了个人遭际,但更多地是为了从个人的命运中折射出一个时代重大的历史矛盾。司各特并没有细腻地描写珍妮遭遇困难时的内心波澜,而是将她放置在一连串戏剧性矛盾中,让珍妮用具体的行动对困难处境做出回答,将人物的行动融入时代的背景。此外,司各特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平庸而无为的,他们仅仅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所知有限。不同时期的文化是通过一个全知叙述者来介绍的,这个全知者站在比小说人物更高的位置上比较过去与现在,归纳人物与历史的联结,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小说人物的地位。虽然司各特小说中的人物“平庸、被动或摇摆不定”[ 8 ] ,但他笔下关于人物的描写却是历史小说史上个人“成长”历程的一道分水岭。从那时开始, 个人开始不断在历史舞台上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历史的支配下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