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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英国文学翻译历史,其作品选择自始至终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清末民初、五四前后、1949 年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及80 年代以后,英国文学翻译一直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择介标准,使文学作品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这充分说明,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自20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们将翻译理论研究从翻译活动本身的研究转向了政治、文化、历史、哲学等层面,这大大地延伸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在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下,我国翻译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借鉴和吸收外部的学术资源,在翻译研究中不仅关注文本、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其对翻译的影响正是在此背景下悄然兴起的热门话题之一。本文拟从历时的角度,分析意识形态对英国文学翻译作品选择的影响。一、意识形态理论与翻译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福柯及利弗威尔的理论对当代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翻译研究开始被置于广阔而又复杂的政治语境中进行审视,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所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也得到深入研究。西方结构主义思潮代言人、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福柯指出“话语就是权力”(Discourse is power) 。 “这里的‘话语’并非索绪尔的‘言语’,它不是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表达方式,而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对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述,但又不等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因为它不是指一种抽象语法规则, 而是一种受到制约的语言应用,且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是一种政治语义学范畴。”[1 ] 福柯认为,所谓 “权力”,指的是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包括有形的权力,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等;无形的权力,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与习俗以及政治制度。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利弗威尔在其《翻译、该协议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解释说,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它无法真实地反映源语文本的本质,主要是因为翻译自始至终被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三要素所操控。他又强调,意识形态是由赞助人所控制,且以一种霸权的形式出现,排斥其他的意识形态,支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26227 ] 。什么是意识形态? 就字面意思来看,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利弗威尔将其视为 “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对文本的处理”[3 ]481 。作为译者常常屈从于权力,受意识形态的主宰,有时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其实,翻译同数字一样,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它本来是无阶级性的,但它与语言相关,而且关系着人的主观认识,因而与社会政治、权力机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稍做回顾,就会清楚地发现,我国每一次翻译高潮的兴起和沉寂都充斥着与意识形态的顺应或冲突。就拿英国文学翻译为例,就翻译的品种和数量来说,英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在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历史中,所占比例是最高的,所以说英国文学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翻译对象, 因此,以英国文学为线索,研究英国文学翻译的历史足可以观照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纵观英国文学的翻译,英国文学翻译作品的选择自始至终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二、意识形态对英国文学翻译的影响甲午战争后,中国文坛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当时中国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达到救国求富的目的而引进外来文化,他们认为小说是最方便、最有效的宣传教育武器,翻译外国小说将会起到“开启民智”的社会效果。英国文学就是在19 世纪末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此时最为著名的译者当属严复、梁启超及林纾。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英国文学作品可能要数 1899 年严复《天演论》译本中蒲柏的长诗《原人篇》 (An Essay on Man) 的片断和丁尼生的长诗《尤利西斯》(Ulysses) 的一节。此后不久,梁启超于1902 年在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引用了他自己翻译拜伦的《渣阿亚》片断和《端志安》。梁启超特别重视政治小说的译介和作用,他认为政治小说对改造国民,改造社会有巨大作用。政治小说由于兼有 “小说”和“政治”的功能,因而成为译介的首选对象。此后,林纾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说:《孝女耐儿传·序》《块肉余生述·序》《滑稽外史·短评》《冰雪因缘·序》。所谓“迭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积弊, 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3 ]57 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也都得到了一种“政治性的接受。当时知识界认为,侦探小说翻译同样是‘启迪民智’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借助其传播新思想。”“因此,侦探小说翻译在清末民初的盛行,迎合了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4 ]38 所以说清末民初对西方小说的翻译完全出于非文学的目的与动机,提倡译介西方小说是受政治目的驱使,翻译小说被赋予改革社会, 开启民智的救国使命。 “五四”前夕,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个思想启蒙运动,在国人觉醒启蒙的重大文化转型时期,翻译界的知识精英们在翻译选材方面大力提倡译介反映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作品,作为打倒“孔家店” 的工具。这场启蒙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担任《新青年》主编,从新青年一创刊,就开始了对西方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翻译与介绍。在介绍外国作品时, 《新青年》的翻译活动指导思想是以文化启蒙大众为出发点,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服务。这期间该刊翻译介绍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意中人》《弗洛连斯》《遗扇记》、作家梅里尔的《琴魂》、作家麦道克的《磁狗》。翻译家们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立场上, 积极有目的地选择翻译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 “1949 年后,中国大陆逐渐建立起比较稳固的一元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居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翻译文学作为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地位进一步加强。因此,从1949 年到1976 年“文革”结束,文学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色彩日趋浓重。那些被认为无助于意识形态建构和丰富自身话语空间的外国文学作品,就被抛掷在翻译视线之外。政治意识形态是文学翻译的择取的首要标准, 这成为50～70 年代文学翻译的突出特征。”[4 ]562 1949 年后,由于翻译选择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对英国文学的翻译大多集中在古典文学方面,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译介的选择对象主要集中在乔叟、莎士比亚等古典作家。“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学翻译与之前相比,尽管在数量上要大,但在选取的面上则要狭窄的多。”[4 ]6192620 在英国文学诗歌翻译方面,按照高尔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划分,雪莱、拜伦被认为是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因而受到肯定和推崇,“五六十年代有六部新译雪莱诗集问世,”而华兹华寺等湖畔派诗人则被视为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而遭诋毁和冷落。其后浪漫主义文学的翻译几乎让位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严格按照当时的文学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对翻译作品进行审慎筛选。英国文学翻译关注点集中在被马克思称赞过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夏洛特·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及哈代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之所以得到青睐,关键在于他们的作品符合当时的文学观念,具有“反封建” 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等等内容。按照当时的解说词,夏绿蒂·勃的代表作《简爱》《雪莉》多以下层劳动人民生活为背景来反映时代。盖斯凯尔夫人的代表作《玛丽·巴顿》,反映工人的悲惨命运。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尖锐地嘲笑了英国贵族与资产阶级生活的卑鄙与肮脏。狄更斯是 19 世纪前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其代表作是《奥利佛·退斯特》《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及《荒凉山庄》等。这些作品对作为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基础的金钱价值取向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抨击了资产者对穷人的剥削。哈代的作品比英国早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更加注重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德伯家的苔丝》充满对苔丝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憎恨。除上述作品外,英国文学作品中符合当时翻译选择规范的,还有萧伯纳、高尔斯华绥,萧伯纳的代表作是《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的房产》等,两部作品都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狄更斯、哈代、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等英国文学名家都有多卷本选集或文集出版,且译者都是国内一流的翻译家,相形之下,此时因受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