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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或无意识地演绎自己的人生悲喜剧。二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 历史浪潮中的个体生存　　作为“纷繁复杂”代名词,维多利亚时代孕育了文学史上罕见的辉煌,历史小说也在继承与创新的矛盾徘徊中迎来了丰收的黄金时期。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小说家试图维系着与司各特历史世界的某种联系,但是他们开始体悟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在当下和永恒之中抒写历史的瞬间。同时,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所描写的“大众生活”影响着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小说家们的创作。“仿佛约定俗成一般,这些小说不再沉溺于浪漫的历史片断,而是努力将社会与个人融入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历史小说赢得了这一时期小说中的桂冠。”[ 4 ] ( P11) 维多利亚早期的历史小说是从司各特时代缓慢过渡而来的,这是一个人物独立演绎命运的“历史” 时代。早期的历史小说中充斥着各色各样的人物, 有孤独的追寻者、哥特式的恶棍、寻求精神世界的英雄⋯⋯他们在历史的框架之下开始了独立的追求。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小说家,如威廉·安斯沃思(W illiam Harrison Ainsworth, 1805 - 1882) 、吉姆(George Payne Rainsford James, 1801 - 1860) 、布尔维·利顿( Edward George Bulwer - Lyt2 ton 1803 - 1873)等,还有许多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如查理·狄更斯、威廉·萨克雷等,也积极地投身于历史小说的写作。狄更斯一生写过两部历史小说,一部是《巴纳比·拉奇》,另一部是《双城记》。《巴纳比·拉奇》是以1780年“伦敦起义”为背景的,这是一次由清教徒领导的群众性暴动。中国读者熟知的《双城记》则描写了一个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在展现法国大革命宏大叙事的基础上刻画了英法两国的社会状况。对于小说中的英法社会,狄更斯并不是进行逐个的、细致的描绘,而是创造了一个连结的背景, 将两个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集合体,从而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同时,狄更斯通过气氛紧张的社会背景,“成功地戏剧化了个人的困境与冲突,分裂和承诺”[ 3 ] ( P598) 。他开始将个人纳入了历史的叙述之中,利用人物与环境的联系,细致敏锐地观察人物的外部特征。这部小说突出地刻画了查尔斯和卡顿两个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狄更斯把他们放置在一个暴乱而残杀的年代,使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诠释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从而折射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查尔斯是侯爵的儿子,他自动放弃贵族特权,到英国居住,和梅尼特医生的女儿结了婚。为了营救管家,他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法国,被革命者逮捕,并判处死刑。卡顿为了营救“情敌”查尔斯,混入监狱,顶替和他长得十分相似的查尔斯上了断头台。可以说,这是两个人物独立演绎的“英雄悲剧”。他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并深刻地主宰自己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为。此外,在《双城记》中, 狄更斯没有采用古典的历史阐释,将历史视为奔腾不息的河流,而是选择了“圣经”模式,将历史的进程演绎为一段“重获新生”和“自我救赎”的历程。卡顿代替查尔斯死去,查尔斯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卡顿,并带他回到法国,向他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象征着人物的重生。然而,狄更斯并不仅仅赋予人物在煎熬、混乱、牺牲后的“复活”,他通过个人的“新生”展示了历史“死而复生” 的发展模式———英法两国在死亡般的浩劫后一切恢复平静,预示着重获新生的潜力。这种将个人的经历融入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暗示作用,是继司各特之后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小说的新颖构思。在众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小说家中,萨克雷是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他对历史创作拥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小说比历史史书更接近现实,同时认为,与常规的历史描写相比,小说家和画家所强调的艺术,能够为生活提供一个更真实的图景”[ 4 ] ( P100) 。在1851至1852年间,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在其中,萨克雷带着或喜欢、或怨恨、或支持、或诋毁的态度审视小说中的个体,力图呈现一种真实的、浑然天成的历史图景。他把个人经历作为历史事件的重要部分来描述,使个人在历史的漫长叙事中拥有一席之地,作家的历史观点也在个人经历与人类经历的广阔联结中得到体现。与此同时,萨克雷认为小说人物比史传中的英雄更真实,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有缺陷的,比起司各特,他更加突出地展现了历史处境下的人性。《亨利·艾斯芒德》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了英国17 世纪末巨大的历史事件和参与其中的一些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小说里写到了帝王、贵族和率领千军万马的将领,但萨克雷却不用虚假的光彩去装点这些大人物。他曾说:“历史女神为什么要无尽期地跪着呢? 我赞成请她站起来, 恢复自然的姿态。”[ 6 ] ( P157)在主人公的从军经历以及7年战争的若干描写中,将领之间勾心斗角的行为和自私自利的性格暴露无疑。这种平等主义的表现手法使历史人物的自主性得到提升,人物已经具备了独立展现自己性格中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同时,萨克雷通过人物的真实性与平等性将历史引向了熟悉的路途,从而呈现了历史“质朴”而“可爱”的一面。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虽然仍然着力于展现“历史”的变迁,但个人已经完全地沉浸在历史进程中,独立演绎自身的命运。个人的经历融入历史的浪潮中, 成为展现历史的一扇独特的“窗口”。同时,个人以平易的个性真实地贴近生活,贴近历史,从而展现历史的常态。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历史小说的重心仍然在于展现风云诡谲的历史时代,因此不论是《双城记》、《亨利·艾斯芒德》,或是其他维多利亚早期的历史小说,都是“以社会群体作为主要行为承担者的历史小说”[ 1 ] ( P102) ,它们对人物的刻画重心往往偏向外部行为,人物的性格有时难免归于大众化,拘泥于某一个性的模式化范畴。三　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的“转身”: 漫漫旅程中的心灵跋涉　　从司各特一路徜徉而来的历史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虽然小说仍然对公众事件与个人命运投以极大的关注,但此时的 “个人”已经享有极大的自由意志,历史则渐渐成为人物行为苍白的框架或布景,它决定人物命运的 “权力”在一点一点地被剥夺。在维多利亚中晚期的历史小说中,主人公不再像“威弗利”式的英雄将自己的生活暴露在极端的历史行为中,也不像狄更斯或萨克雷笔下的人物以自己的方式逃避与历史之间的联结,这些“新时期” 的人物一开始就不完全沉浸在历史语境中,历史只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渗入他们内心的探索历程,成为个人精神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小说, 如理德(Charles Reade, 1814 - 1884)的《寺院与家庭》、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2 t, 1819 - 1880)的《罗慕拉》、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 1839 - 1894)的《享乐主义者马里厄斯》等等, 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在历史的过往中沿着生命的轨迹,探寻宗教难题,追求精神乐园,在历史中寻觅独立的灵魂世界、崇高的宗教信仰和命中注定的社会使命,开启了个人精神轨迹的成长之路。不少评论家认为,维多利亚中期历史小说的转变与创新始于理德的《寺院与家庭》。虽然这部被誉为“19 世纪最成功与最具新精神的历史小说”[ 4 ] ( P20)里充斥着零散的画面、幼稚的冒险情节以及极端的暴力场面,但却囊括了许多时代的符号,如意大利的探寻之旅、宗教冥想,关于责任与义务、历史与现实的诠释等等。值得关注的是,里德将笔墨着力用在未被历史称颂过的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和内心世界,在冷色调中缓缓地揭开中世纪的神秘面纱,从而展示了中世纪末文艺复兴早期“残酷”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代表了历史小说转变期间的特质,即在世俗的存在状态中开拓人物精神世界,并在人物琐碎而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心灵的价值。同时,理德开始有意无意地展现平凡人物与历史之间的“疏离”。他将两者分置在不同的层面,使两者对立,甚至将历史背景设置为人物的强大“敌人”。小说中主人公的探求之路、使命与背叛并不仅仅在于表现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所呈现的社会现象, 此外, 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自由人发出的 “呐喊”。而将个人的探求之路演绎得登峰造极的则是被视为“演绎人类心灵哲学历程”[ 1 ] ( P157)的《罗慕拉》, 这部历史小说被不少人认为是作家乔治·艾略特一生的完美转折。艾略特曾经说过:“我不愿在严肃的历史中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