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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人与海》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杰出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活着》是20世纪末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代表作。本文从两位作家对苦难的叙述、阐释和解答等方面比较这两部作品,探究他们对于人生苦难的理解。一《老人与海》是海明威195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因为这部作品,他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活着》是余华19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因为这部作品,他获得了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众所周知,在这两部作品问世之前,两位异国的作家都有着自己丰厚的创作,而这些作品都大量地描写了人间的苦难、暴力和死亡。在海明威的笔下,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斗牛场、拳击场,处处充满着残酷、罪恶,弥漫着鲜血、死亡的气味。在那里,生活冷酷无情,人们麻木不仁,爱情一钱不值,只有死亡是唯一永恒的主题,如《印第安营地》《、丧钟为谁而鸣》。而余华则以他“对于‘暴力’和‘死亡’的精确而冷静的叙述,和在‘冷静’后面的巨大的愤怒, 让当时的许多读者感到骇讶。”[1]在余华的叙述世界里,鲜血如梅花般绽放,痛苦与人们如影随形,暴力死亡肆意侵蚀人们的肉体和心灵。如《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作家在写尽了这些人世间的丑陋和苦难之后,分别通过一个老人的故事对以往的创作做了一个小结,为笔下的“苦难”指明了出路。这两部作品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余华的《活着》。二两部作品都是以一位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老人形象的塑造作为小说的开场。《老人与海》的主人公圣迪亚戈“憔悴瘦削,脖颈上满是皱纹。热带海面上的烈日反射在他的两颊上引起了斑驳紫褐的良性皮肤瘤”“,它们都显得陈旧苍老,活像是已经干涸无鱼的荒泽上残留下的一些斑驳腐迹。”[2]再来看看《活着》的主人公福贵,他“黝黑的脸”“,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3]作家都用“皱纹”这一人类的年轮向人们分别述说着地球的东边和西边共同发生着的苦难。圣迪亚戈是个贫穷而古怪的打鱼人,靠喝冷水、吃生鱼打发日子。在连续84天未捕到一条鱼之后,决定独自一人出远海捕鱼。终于第85天,他捕到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并在经历了饥饿、困倦、痉挛种种痛苦之后,制服了那条鱼中的豪杰。然而就在他似乎真的就要成为大海的征服者的时候,成群的鲨鱼轮番来袭,一次一次抢杀他的战利品。圣迪亚戈奋不顾身地同鲨鱼搏斗,然而这是一场注定要打不赢的战争。当他返回岸边时,那条硕大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骨架。而福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被骗光家产后,他由衣食无忧的地主变成一无所有的农民,此后灾难便伴随了他的一生。他被拉了壮丁,好不容易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捡了条性命回到家乡, 但命运偏偏不让他一家团圆,先是母亲病逝,接着妻子被病魔吞噬生命,儿子被人抽尽了血,女儿难产而死,女婿被事故夺走了生命,最后连七岁的孙子也未能逃脱死亡的召唤,只剩一头老牛与孤老的福贵相依为命,似乎以此来验证生命承受苦难的极限。作品中两位作家都延续了以往作品中对于生活苦难的描写,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仅对苦难作了注解与阐释,而且对苦难作了解答,从而给出各自关于生命的理解。但是他们得出的答案却迥然不同。圣迪亚戈最后失败了,但他失败得很英勇。他并非单纯地把捕鱼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把它当作人生角斗的方式。他不屈服于无情的岁月,为了证明人生的价值,他面对苦难主动出击,向命运作坚决的斗争。故事中他明知斗不过凶残的鲨鱼,但他仍一次次不懈地用鱼叉、船桨、甚至小刀投入战斗。因为他坚信“:人不是生来为吃败仗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败”。[2]所以,当他从海上归来进入梦乡后,他又梦见了狮子———作为力量的意象,这预示着下一场搏斗的开始。圣迪亚戈是战斗中的英雄。而福贵不是命运的反抗者,更不是积极的挑战者,而是命运的承担者、忍受者。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失去世代相传的土地、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看着身边的亲友接踵而逝……而这之后,他表现出一种看透生死的坦然与超越,一种领悟人世无常与宿命的平静,一种对人生无欲无求的通脱。所以,他同那头老牛———作为永恒生命力的意象,活在最初,也活在最后,平静而长久,成为了漫漫历史的见证。正如余华所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4]因此,他是生命的反英雄。圣迪亚戈是以他征服大海的勇气体现英雄的本质,而福贵是以他承受苦难的坦然构成反英雄的内涵。两位主人公对人生的不同选择正是两位作家对人生理解的不同选择,也正是两个时代和两个民族对人生阐释的不同选择。三社会和时代影响着文学和文学发展的思想方式。法国哲学家丹纳就认为,时代和环境是文学发展的主动力。另一方面,文学及其思潮和流派又反映着社会发展与文化的变迁。文学作品能向人们提供“文献”,因为它们本身都是历史的见证。海明威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19世纪正是资本主义纪元的开始,社会飞速前进着,工业迅速发展,技术日新月异,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人类创造力空前高涨与迸发,创造了与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生产力。然而机器的轰鸣打破了世界的平静,人的物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而按理性原则刚刚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又无力解决。于是在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疾呼声中,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里,资产阶级宣扬的理性王国土崩瓦解了,温文尔雅的道德规范灰飞烟灭了。人们怀疑着、孤独着、绝望着, 找不到灵魂的栖息地、精神的家园。卡夫卡说“:目的虽有,但无路可走。我们称为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5]精神的大厦摇摇欲坠,眼看就要倾入迷茫的深渊,人类已无法求助于上帝,所以他们必须去寻找另一个精神的家园。身处这一时代的海明威不仅深受社会整体迷惘意识的感染,而且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深切体会到世界的悲剧感。因为,战争鼓吹者的那些“光荣、勇敢、神圣、爱国”的欺骗宣传,把无数青年召唤到了战场,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交战双方草菅人命地野蛮屠杀和一片混乱。战争的残酷使海明威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而且战争制造的残酷印象、残忍的厮杀和恐怖的死亡也死死的纠缠着他的心灵,使他陷入彷徨苦闷的状态。他把无限的伤感、凄楚、惆怅、迷惘聚集于笔端,倾诉着生活的苦难与不幸。于是《老人与海》中,老人圣迪亚戈孤独、感伤,虽然历尽了千辛万苦捕到了猎物,但最终难逃被鲨鱼围攻而失败的命运。海明威曾说过“:《永别吧,武器》是一部悲剧作品,然而我并没有感到悲哀,因为我相信生命是一个悲剧,而且知道它仅有这一种结局。”[6]海明威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对世界的悲观、对生命的宿命感。但他决不因结局的虚无就放弃行动,决不因生命的荒诞而躲避崇高,而是充满信心地采取果敢的行动与命运抗争,在失败的面前坚决地否定失败的可能性。于是《老人与海》中,他让老人明知力量的悬殊和终究失败的结局,又让老人不屈服于命运,用鱼叉、用船桨、用小刀与一批批凶残的鲨鱼格斗,直至失去最后一件工具,并在小说结尾让老人在梦境中见到了狮子,永不放弃战斗的希望,并且深信人不会被命运所打败。人的肉体可以消亡,但战斗的精神不息,生活的意义在于他如何去生活———是挑战命运,还是屈从命运?老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海明威为人类的艺术宝库塑造了这样一位勇敢、坚定的光辉的英雄形象,同时也为生活在心灵沙漠中迷惘、苦闷的灵魂找到了栖息的绿洲,为挣扎在痛苦深渊中彷徨、绝望的人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这是一种与残酷的命运对抗时表现出的巨大的创造力和坚定的意志力,它让人们不相信理智,不承认失败的现实,不怜悯自己的伤痛,在绝望的世界里充满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失败,抗争命运。余华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在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之后,中国的国门重新开启。“在过去闭关自守状态下被拒之门外的几乎一切西方现代文化,各种非启蒙思想, 包括与启蒙主义相对立的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