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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宏大叙事’的结构思潮,在初入中国时,均被赋予某种‘宏大’的启蒙价值和功能。在启蒙功能驱使下,各种与启蒙异质的思潮的吸收,加速了中国当代启蒙精神的内部解体和转换,使得启蒙精神在历史使命尚未完成、文化功能尚未实现之时,即匆匆收场,涣然瓦解,遁于无形。” 于是“,启蒙逐渐失却其终极价值,各种分裂的相对价值依然共同承担‘启蒙’功能,与自身的分化并存同行,这更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语境的复杂性。” [7] 特别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文化的更趋多元化,激情逐渐为欲望所吞噬,精神慢慢为物质所窒息。这些导致了人们对心灵家园和精神阵地的弃逃,但同时也为“与启蒙异质”的解构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滋生与成长提供了土壤与气候。而写于1992年的《活着》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孕育而生。余华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排斥了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打破了“深度模式”,表现为对权威、对中心的怀疑与消解。正如他自己所说“:到《现实一种》为止,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也就是说,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真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想法。”[8“]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了装饰。”[8《]活着》正是一首写满苦难和悲怆的民歌。国内战争、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各种政治运动把暴力和荒诞写入了我们的历史。在那里,人们疯狂地崇拜权威,集体丧失了理性。小说中,有庆的死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相信看过《活着》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那个每天提着布鞋奔跑于上学路上只有十三岁的孩子———有庆,不会忘记那个生命的纯真、幼小和鲜活,更不会忘记那个生命是如何在道德的名义下被抽空、被销毁。多么卑鄙而又多么冷漠的人性啊!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在尊重权威、讨好权威并以此为合法道德的名义下,干着丧心病狂的勾当———召集一群未成年的小学生给县长的夫人献血,当找到了唯一符合血型的有庆时,竟然以正义作借口,疯狂地抽干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干下了这一切罪恶后“,凶手们”竟木然地质问“: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人性的丑陋和自私、世界的荒诞和混乱暴露无遗,余华的批判力度震撼人心。小说中最后一个死去的是福贵的孙子——— 苦根。对于这个名字,余华的用意很明显:苦难和死亡就像树的根,将不断延续,永远与人们相伴。余华就是这样背离了现状世界的秩序和逻辑,冷静而执著地把人生的一幕幕“真相”展示给人看,并告诉人们这是“现实一种”。有人说余华具有描写苦难与死亡的“残忍的才华”。但这种才华不是善于残忍地表现苦难与死亡, 而是善于残忍地撕掉长期以来掩盖在苦难与死亡之上温情的面纱,残忍地揭示生活的真实苦难与终结, 使人猝不及防而陷入某种存在性的恐惧和颤栗之中,而觉得残忍。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威廉·斯潘诺斯认为,后现代作家“在无比消极冷漠的距离之中,在一种客观性的呈现之中,漠然地修剪他的指甲。”[9]他们已不再担负揭示历史必然性的使命,而是将人生悲剧、生命的偶然性的一角掀起,向人们展示人存在的处境而已。正如余华写在《〈活着〉前言》里的话“: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正像一位诗人所表达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10]童年的生活给了余华太多对于苦难的记忆。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从小在医院里长大的他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对于鲜血和死亡早已习以为常。同时,他又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与血腥,看着熟知的人们怎样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造谣、谩骂,怎样热血沸腾地发起一个又一个运动互相殴打、攻击。可以说,余华过早地发现了世态炎凉,发现人性扭曲后比野兽还要残酷无情。所以,成年的余华在《活着》中向人们展示了人世间各种各样的哭声:有失去财产的哭声,有失去权势的哭声,有失去亲友的哭声,有失去理解的哭声,有庆幸劫后余生的哭声,也有面对死神怯懦的哭声…… 然而在展览了这么多人世间的眼泪之后,作品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的理解与宽容。主人公福贵目睹了亲友们接二连三的死亡,这远比经历死亡本身更加残酷,但多年后他向别人叙述这些苦难时,竟能侃侃而谈“,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3]他仿佛不是在讲述自己的悲哀,而是在讲述自己的幸福,只有“镶满泥土”的“皱纹”述说着以往的苦难。这是在看尽了人世间的虚华、参透了生死的虚无后达到的超然的境界。余华说“: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4]余华正是这样在作品中,不仅展示了生活的真相,而且直达生命的本源———人一旦有了生命,便自然而然地存在了,同时自然而然地承受着生命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又自然而然地承受着生命带来的欢乐与痛苦。这是一种人类生命固有的精神力量,一种人类生命自然呈现的本能。余华把这种不可抑制的永恒的生命之流叫作 “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4]这就是生活“简单而完整的理由。”[1]因此,他把福贵同命运的关系形容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密,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4]作品的结尾这样写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3]生命原本就是这样一个自自然然、实实在在的过程,生与死均来自生命本源的启示,死只不过是对生命召唤的回应。余华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10]在这里“,回家” 即是回到生命之初,回到生命之源。四海明威塑造了一个难以承受生命之重的英雄, 并用“狮子”作为勇敢的意象,热切的呼唤着人类自我创造和自我拯救能力的勃发,用对命运的反抗和生命的证明为人类寻找到了一个非神创造的、属于人类自身的精神家园;余华塑造了一个承受生命之轻的反英雄,并用“牛”作为坚韧的意象,平静地欣赏着那股来自于自然本真的不可抗拒的生命之源的流淌,用对生活的无欲无求和坦然承受为人类开辟了一个非人为的、属于自然本真的世内桃源。参考文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海明威.老人与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　余华.活着[M].三亚:海南出版社,1997. [4]　余华.〈活着〉前言[M].三亚:海南出版社,1997. [5]　谭征斌.海明威与第三支点[J].衡阳师专学报,1992. [6]　张亮.迷惘的一代和迷惘的人———关于海明威创作思潮的再认识[J].殷都学刊,1992. [7]　涂险峰.“境遇”“策略”与当代文学的文化逻辑———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9,(2). [8]　余华.虚伪的作品[M]//余华.余华作品集. [9]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0]　余华,杨绍斌.文学谈话录[J].当代作家评论,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