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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恋爱中的女人》在叙述句法层面上的“移动”和“毁灭”欲望的设置对文本的深层组织和意义整体的功能,讨论这种话语形式对特定人物构成的语义蕴含,特别是对作品有关阶级划分、反社会和现代主义文明和城市的逃离主题的语言学意义。提出小说中“移动”和“毁灭”欲望的蕴含意指传达出特定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困境。 D.H.劳伦斯作为现代英国文学中广受关注的作家,他的诸多思想和形象表述引发学界从机械文明、性爱关系等多种角度对其作品展开了不断深入的研讨,然而细读劳伦斯最重要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揣摩一个对语言有着特殊敏感的作家在作品中引人注目的具有语义学分析和研讨价值的多重语义设置,描述这种带有语义冗余的叙述形式对小说主题和人物的揭示,特别是对作者的现代意识和思想意识的阐释,似乎能更为细微和精准地把握劳伦斯的创作和思想,而以往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的劳伦斯研究好像还不多见。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1920)和《虹》 (1915)代表了劳伦斯创作的最高成就,作者在探讨人与人关系的系列故事中,用诗意的笔触描述了他全部的哲学观念、社会梦想和对生命个体与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劳伦斯的小说大量取材于他个人和家人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伴随作者生活的和生命的感悟进入了他对人类存在和人类之爱的永恒述说。这里,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劳伦斯作品中强烈的欲望表达,他的人物的创造欲、情欲和毁灭欲对劳伦斯的创作都是一个有标示意义的现象,而当这种欲望与“移动”这个语义学的术语在我们的视界中连成一线时,我们发现,劳伦斯所有对人类存在和人类之爱的质询,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都可以从“移动的欲望与毁灭”这一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呈现的语义描述中获得圆满的解释。我们知道,依照A.J.格雷马斯的分析, 移动“在叙述框架内被解释为欲望的形象表现”,说它“是主体所具有的欲之模态的叙述形式”。(格雷马斯,2005下册:151)而这种移动的描述之所以被语义学的分析所关切, 是因为“通过在叙述句法层面上建立欲之模态亦即构成社会这个集体主体动元的欲之模态,……描写借助分析性介绍阐明了社会存在的构成,也就是它所包含的内容”。(格雷马斯,2005下册:154)有意味的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呈现的移动和毁灭的欲望,具有的就是这种意义。《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几位主人公尽管都是个性飞扬,固执己见,为表达各自对国家、战争、婚姻、家庭、男女关系、男人与男人关系的看法争论不休,在五百多页的作品中从头吵到尾,但是对“移动”和“毁灭”这两个代表了劳伦斯作品存在理念的观念,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伯金这个被公认的劳伦斯式的人物在许多章节都明明白白地表示,“人应该浪迹天涯,而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我憎恶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Law- rence:405,151)他的恋人厄休拉也总在说, “人的一生就是永恒的旅程”;“人会在死亡中修得正果”。(Lawrence:442,224)而另一对儿情侣杰拉尔德和古德伦更是移动欲与毁灭欲的身体力行者。作品说古德伦是一个生活中的流浪者,吸引她的是激情而漂泊的生活; 同时,“一切可能性都让她着迷……包括死亡,因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死亡,(在她眼里就)没有什么具有可能性”。(Law- rence:528)杰拉尔德同样为移动的欲望和毁灭的欲望所主宰,他早年就向往着野性的自由,一生都被狂乱的、毁灭性的魔鬼所折磨, 有时让他鬼迷心窍得像个疯子。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也只有“不停地走,直到一切完结”。(Lawrence:534) 我们发现,“移动”和“毁灭”的描摹在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叙述语境中作为欲望的形象表述,也作为作者不安定的和愤世嫉俗的人生的形象说明,承担着诸多的叙事意义,它是小说藉此划分阶级和阶层、标示主人公理想生活状态和表达死亡激情的重要叙事选择,也是完成对现代主义文明和城市的逃离主题而使用的语义组织。一：小说开篇,厄休拉、古德伦姐妹穿过贝尔多弗的街道,去参加当地最大矿主克里奇家的婚礼时,这种通过移动的空间转换而区分人群的描写就已经开始了。古德伦在路上看到要从小心提防着的老百姓当中穿过去,就要打退堂鼓,觉得“这儿都是那种人”。小说特意描写道:“他们大多是妇女,尽是些游手好闲的矿工们的妻子,一副心存戒备的下层人模样。”潜在的等级意识致使古德伦区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而对上等人家的出现则满怀着期许:她实实在在地打量着那些人,“她喜欢辨识各式各样的性格,认清他们的真实模样,给出他们各自的背景,在他们沿着通向教堂的小路从她眼前经过的这一会儿,给他们永远地定了位。……而克里奇家人一到, 她便来了兴致,他们身上可是有些什么东西预先不那么好推断的。”(Lawrence:25—27) 古德伦扮演的社会角色因她的艺术家的地位而与社会底层的人群形成了差异,而她对上流社会的期待也正是源于其社会位置上的等级意识。与此相一致,本书塑造的那个文化界的大名人赫麦妮女士在婚礼上刚一亮相,立刻就用阶级的标尺把自己归入了精英阶层,知道不管在当地遇见谁,“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不是高不可攀,至少也能打个平手。……没有人能够轻视她,也没有人能够嘲弄她,因为她位居一流,而那些反对她的人,则处处低于她,不管在地位、财富上,还是在思想发展和理解力这种高水平的交往上,都不能与她相比。”(Lawrence:29)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地位特殊的赫麦妮确实始终让自己牢牢地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她上前结识人,常常只是出于猎奇,似乎别人都是“参展的动物”。作为一个自视奇高的知性女子,赫麦妮不仅以财富地位,而且还特别以文明或是文化交流的地位区分出自己的上层阶级形象。我们关注这种重复性的区分人群和阶层的叙述,是因为在结构语义学的分析原则里,是可以“把重复过两遍的句子挑出来作为形式标记”的,因为 “一切语义冗余皆有意义……特别是当这些冗余在自然语言中显现为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时,其意义更为昭然”。(格雷马斯,2005下册:148) 小说更为吸引我们注意的是这种阶级的意识在小说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所体现的相同叙述,特别是对依靠个体意愿的集合、人群的空间移动来组织的豪华聚会的叙述更是反复向读者传递着阶级和阶层的观念。《恋爱中的女人》中一个重要故事“水上聚会”的背景就是建立在阶级观念之上的。小说第14章浓抹重彩地渲染的厄休拉一家荣幸地前往本地富商克里奇家的水上聚会的移动描写中, 下意识地泄露了许多阶层划分的意识。本章开篇,作品便交代杰拉尔德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并不喜欢这种聚会,但水上聚会已成了惯例,而且让他们的父亲中意,这是克里奇先生能把本地区人士召集在一起喜庆喜庆的唯一机会。两代人不同的取舍关乎的却是相同的阶级划分的问题:“他(克里奇)喜欢把快乐带给下属和没他富有的人。可他的孩子们却更喜欢与经济地位相当的人交往,讨厌底下人的谦卑样,那种感恩戴德,那种笨相。”(Law- rence:182)厄休拉、古德伦的父母亲面对富贵人家的恩赐式的邀请果然是一副笨相,打扮得怪里怪气,别别扭扭地在一双女儿的哄笑下挪向和他们的地位反差极大的高规格的盛会。这对儿老实巴交的父母特别在意在 “公共场合”的“大马路”上的仪表,而马路上没有被邀请的老百姓都站在树篱旁,羡慕地望着那边的欢庆活动,像是一帮不被天堂接受的人。与这种没有区别的混沌人群的聚会相对应的是书中高调描写的数次固定阶层的聚会,像肖特兰兹聚会、布雷达比聚会,这些精英聚会简直构成了有序描写的复合项,主人和客人带着主体意愿的集合都汇向共同的空间,营造了叙述层面上的总体感觉。描写在这里都极尽表现了主客的社会名望、社会位置和排场奢华,并且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有闲阶级的社会参与感,他们不断地高谈阔论, 洋洋洒洒地讨论民族性问题、国家问题、知识的问题,与作者骨子里的乌托邦空想主义的承诺似乎如出一辙,牢牢地对中产阶级的小圈子作了文明和文化地位的圈定。小说中这种标举等级观念的描写还来自作者设定的几处拥有私家车的乘车人与步行人(或是骑车人)之间的差异描写,而这些描写也是借助移动的欲望完成的。在描写伯金和厄休拉远足的那一章,有一个骑车过路的人,在经过这两个驾车出游的人旁边时,还专门瞟了瞟他们的汽车。小说中的另一处描写,那个志在必得的年轻矿主杰拉尔德随着卧车的移动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时, 更是刻意彰显了阶级的对立: 傍晚,他看到几千个黑糊糊的矿工从矿井出来,个个嘴唇微红,歪七扭八的,川流不息地沿着公路涌动,他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