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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活动都服从于他的意志。在这贝尔多弗的星期五的晚上,他的车缓缓地穿过小集市,穿过购物的密密实实的人群,那些人都是领了一周的工资来花钱的。他们都是他的下属。他们丑陋、粗鲁,可他们是他的工具。他是机器的上帝。他们缓缓地自动给他的汽车让着路。(Law- rence:257) 当年,小汽车被视为美满生活的象征,是炫耀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在作者叙述的背景下,那些向着集市涌动的黑压压的矿工要不是来“大把大把”花钱的,要不就是来和 “要好的聚聚”,他们移动的目的和上述的所有聚会一样都是寻求社会的和经济的交流。对杰拉尔德这个既让人羡慕又让人嫉恨的年轻矿主来说,他顺理成章地继承来的经济财富是划分他的中产阶级地位和主要社会价值的基础,这种阶级的定位具有一种权力和历史的流动感。而在本书成书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劳伦斯有意无意地在他的小说描写中渲染上流社会的高雅生活方式,让他的移动描写带有鲜明的阶级划分的意识,并以此去阐明某种个体的和社会的存在本质是耐人寻味的。同时,我们知道,劳伦斯骨子里是坚持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信仰的作家,他在晚年写就的《诺丁汉矿乡杂记》 (1929)一文中用饱含激情的文字赞美那些在黑暗的矿井中积蓄的男性力量,矿工们的直觉和本能意识。他说:“每当想起童年,我都觉得似乎总有一种内在黑暗的闪光,如同煤的乌亮光泽,我们就在那儿当中穿行并获得了自己真正的生命。”(劳伦斯25—29)也就是说,在劳伦斯的这种阶级的差异性描写中既有对阶级社会的构型,也有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地位的构型,小说中对上层阶级的多处讽刺描写,故事最终不给新型的产业家杰拉尔德更好的出路,代表的确实也是作者潜在的反抗,“小说反抗的或许是包括严格的阶级结构和民主政体主张的普遍的思想观念”。(Worthen:88)它渗透着作者知性和想象的品质以及作者意识形态上的复杂倾向。也正因为作者思想深处的复杂性,使叙述者对小说中这种充满阶级认同欲望的空间移动描写作了语义学上的聚合处理。第9章中, 本想与老家的乡土生活保持一点儿距离的古德伦和一个叫帕尔默的朋友的行为就最有代表性。帕尔默是个科学家,有的是上等精良的机器。他对贝尔多弗的男人态度是两极分化的,从个人角度,他憎恶、鄙视他们,但作为一个群体,他又迷恋他们,就像机器让他着迷一样。他们两人就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两人都是位居一流的,在另一种意义上,两人又都绝对地附着这儿的人们,汇入了这些变形的矿工。而古德伦对下层矿工的着迷更有着生命的意义。然而对古德伦来说,这种迷惑力是太强烈了,让她有些反感。她说不出为什么贝尔多弗与伦敦和南方这样绝然不同,为什么这里会带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让人觉得似乎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现在她明白了,这是一个有力度的世界,下层社会男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的黑暗之中。她听得出他们的声音里回响着黑暗的色情,昭示着强壮、危险的下层社会,那里是无知的,非人性的。他们的声音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沉重,那种色情也像是机械的,冰冷而严酷。每天晚上她回家时都一样,她似乎都要穿过混乱的人潮,成千下层社会健壮的半机械的矿工汇成了这潮涌,它浸入人的大脑和心灵,唤起一种致命的欲望和致命的无情。 (Lawrence:138) 　　当然,古德伦也会脱出身来旁观这一切, 看看自己是怎样深陷其中的。然后她就会满腔怒火,又蔑视,又气。她觉得自己和其余人正在陷入人群之中,陷在那个黑暗的有迷惑力的乡下,所有人都贴得那么紧,这太可怕了。跟着,在接下来的第10章叙述者就让阶级的差异性意识统治了古德伦,杰拉尔德的贵族生活和气派鬼魂似地吸引着她,让她强烈地觉得,只有杰拉尔德“能让她从那个下层的、苍白而机械的矿工形成的深重的泥沼中逃脱出来”。(Lawrence:143)这或许是沉淀在作者血液里的对融合在工人阶级的“混沌” 人群的本能逃逸(就像他的母亲逃避他的矿工父亲),它包含了宽泛和复杂的有关阶级划分、思想意识、生命本能和人的存在的探讨, 也或许“劳伦斯对阶级平等不平等并无兴趣, 他只是对设置讨论的修辞手法感兴趣”。 (Marsh:133) 二我们注意到,移动作为《恋爱中的女人》中欲望的形象表达,它还借助语义的含义隐喻地再现了特定社会生活的具体情景,让作品从对婚姻本质的思考进入了有关反社会和现代主义文明和城市的逃离主题。《恋爱中的女人》写作于劳伦斯与弗丽达浪迹欧洲的旅居生活中,与弗丽达的情事和私奔似乎成为劳伦斯反抗社会的宣言,他后来的作品大多是对他这种反抗的隐喻。同时,欧洲之行中喷薄的生命力和血性,也使作者产生了对生命与婚姻关系的某种顿悟。小说中作家最为肯定的那对儿恋人伯金和厄休拉似乎就是通过出游和出走而结成了牢固的夫妻关系,而且进入了彼此生命的深处。伯金对生存和生活本质的思考别有意味,他对厄休拉的一番话,几乎完全印证了劳伦斯本人在那个年代的某些极端的感受: “你想要转悠到哪儿去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肯定要遇到你, 然后肯定要出走,就只是往远处走。” “可能上哪儿呢?”她焦急地问。“说到底,只有这么个世界,哪儿都远不到哪儿去。” “可是,”他说。“我就愿意和你一起走, 去不知道的地方。宁愿就只是去不知道的地方转悠,就是要去这不知道的地方。人愿意从世界的什么地方转悠出去,进入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地方。”(Lawrence:360) “……人应该浪迹天涯,而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我不需要固定的地方。只要你有了一间屋子,什么都全了,你就想从那儿跑掉。……固定的环境专横得可怕,每件家具都是一块控制你的戒石。”(Lawrence:405) 构思《恋爱中的女人》的日子,是劳伦斯癫狂而忧愤的日子。从1915年开始,劳伦斯的精神趋于疯狂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作家和整个英国都受到了震动,身边的一切失败让劳伦斯陷入惶惶的绝望。劳伦斯的反战情绪和妻子的德国出身让他遭受当局的迫害;他的重要作品《虹》于1915年9月出版, 11月即遭官方查禁;他与不少朋友交了恶, 还和罗素公开论战,与妻子弗丽达也是口角不断;其间他本人还经常受到肺病的侵扰。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英国社会、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之间出现的断裂(这一点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有关杰拉尔德的章节里有着不同寻常的描写),工业化对劳伦斯赞美的以农村价值观为基础的乡镇生活的冲击,特别是大战带来的危机使劳伦斯萌发了对人类社会的莫名失望和憎恶,使他对公众和国家生活中的一切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他在许多散文和给友人的信件中都表达了小说中带有的这种绝望和消极的情绪。在《归乡愁思》中劳伦斯写道:“大战(指一次大战)之后,英国的尊严在全球大大折损了。……在外边你几乎很难碰上哪个英国人对他的故乡不深感焦虑、恶心甚至蔑视的”;“英国在我眼中的确是变软了,腐烂了。……那所谓的‘优越’就更是虚假到抽风的地步了。”(劳伦斯:13—15)这种感觉正像约翰·沃森教授对其作品所作的分析:“…… 《恋爱中的女人》作为他自己(劳伦斯)有意与社会相隔绝的一种回应和他个人‘挣扎’的记录……代表了他思想观念上对所处社会的憎恶。”(Worthen:104)这里,劳伦斯“要否定的是一种文化、一个国家或是(整个)社会”。 (Worthen:88) 因而,逃逸似乎就是我们对《恋爱中的女人》后半部中大量设置的主人公“移动”欲望的语义学意义的最好解释。这就像厄休拉随伯金出走欧洲大陆,逃离了让他们备感压抑的现实之后的轻松心情(这一点与劳伦斯和弗丽达当年的私奔颇为相像),当厄休拉终于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站在船尾,感受着海的律动,望着英格兰海岸闪烁着的孤寂细碎的灯光,就像在望着不知何处的海岸,她这才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从麻醉的沉睡中觉醒了。对此,伯金的解读更切合叙事者对故乡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都说虱子会从要死的人身上爬开,”伯金说着,眼睛里闪过一丝痛苦,“所以,我离开了英国。”(Lawrence:449) 几位主人公逃逸的欲望里夹杂的是文明的痛苦。那个志得意满的杰拉尔德早年同样也非常仇恨他的生活环境,在肖特兰兹,他总能听到机车的嘎拉嘎拉的声音和喷气声,但是他就没留心过这些,他的眼光转向了威利湖远处的乡村和林地。他根本无视黑色工业的大趋势对家园的冲击。在他眼里这世界真是一片荒原,而他骨子里向往的却是一种原始野性。这一点或许也能为他成年后短期伦敦生活的放荡不羁寻出可以解释的理由。然而对一个矿业巨子,一个最终通过完善组织的手段、一种运作精妙而和谐的机械装置完成了那种无可阻挡又残酷无情的开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