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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成功企业家来说,最终确实是现代机械文明扰乱了他理想的自由生活,逼得他身心俱裂, 走上了疯狂移动的不归路。《恋爱中的女人》中,与现代化形影相随的从来就没有英雄式的壮举,相反,它招致的是主人公所得价值的自毁,是无可救药的历史厄运。作品中,“叙述者使用了诸如‘不定形的’、……‘易碎的’、‘有魔力的’和‘废弃的’这样的词汇去创造他的视界,同时这些词汇也强化了对这个异己的、地狱似的世界的感知。”(Worthen:92)反城市、反现代化、抵抗现代工业世界的信息伴随着主人公的衰亡感在小说中聚合在一起,共同融入了死亡的主题: ……终于,他们进入了车站巨大的拱顶下,汇入了伦敦的可怕阴影中了。伯金缩成一团———他到伦敦了。 “你没觉得像是被打入地狱了?”伯金问道,他们坐在小小的疾驰着的车里,望着外面丑陋的大街。 “没有。”杰拉尔德笑着说。 “这是真正的死亡。”伯金说。(Law- rence:78) 　　杰拉尔德的女朋友古德伦也是反城市的认同者。可她就像出于生命的欲望去融入矿工的人流一样,大都市的风雅生活迎合的是她的消亡的意志,她死亡的本能。古德伦讨厌这家咖啡馆,可总得回到这里,就像她熟悉的许多艺术家也得来这儿。她厌恶那里小里小器的气氛,那里的堕落、猜忌和艺术都是小里小器的。可是只要她在伦敦,她总会再次造访。她似乎必须要回到那个狭小的缓缓崩溃和消亡的漩涡中心,只是为了送去一瞥。(Lawrence:432) 而对杰拉尔德这个社会的幸运儿来说, 他对生存的困惑和仇视是来自矿业改革所必需的管理方式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之间的断裂。这种冲突的焦点似乎并不在经济范畴,而是社会—文化问题。按照小说的描述,杰拉尔德接管煤矿并不是为了钱,他根本不在意钱。他既不炫耀,也不奢华,也不在意社会地位,这些都不是最终目的。他要的是在与自然条件的斗争中彻底实现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个人主义的所有欲望。这也就是劳伦斯的批评者所注意到的,《恋爱中的女人》“让读者震惊的是劳伦斯自我意识中的肉体感知和自我感知”。(Hardy:39)可是小说描写的严苛的现代经济组织形式最终泯灭的恰恰又是恣意张扬的个性和人自由自在的心灵。其间描绘的杰拉尔德那种身不由己的生活,那种对自我的无视,真像作品中所描述的,“这个‘我’是旧话了,是死词儿”。(Law- rence:420) 随之而来的是痛失自我的杰拉尔德和伯金表达的与社会势不两立和咬牙切齿的仇恨。“我憎恶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 (Lawrence:151)伯金对厄休拉如是说。这话与当年作家的消极情绪颇为吻合。1915 年,劳伦斯的《虹》被官方指控并被下令禁售, 这部优秀的作品被称为“令人生厌的阳物崇拜”,没有存在的权利。狂怒的劳伦斯致信友人说,这个该死、自私、可鄙、爬行的杂种世界,竟然不容纳一个人的作品,甚至还不允许他生存。而他要的是肉体上、灵魂上、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英国被他称作“可诅咒的地方”,“魔鬼的国度”,是个人人心里存有仇恨的地方,声称仇恨又必定会以种种方式发泄出来。显而易见,《恋爱中的女人》表达的绝非是对现代都市抱有怀旧情怀的一般反感, 而是对现代化(工业主义)的彻底仇恨。游荡在城市文明与旷野乡村、知性与血性之间的两对年轻人,以他们对现存世界的逃离和背弃诠释着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荒原的批判。我们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看到的杰拉尔德与伯金的愤世嫉俗泄露的就是这种仇恨, 小说还特别指出杰拉尔德对既定秩序的反抗,是其兴致之所在,而那是毁灭性的反抗。对杰拉尔德这种把意志看成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的人来说,他的欲望是无限度的,对古德伦的爱欲到了足足要掐死她的地步,要把她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对自由世界的探寻,也是以无限移动的欲望完成了对有限生命的终极挑战。在蒂罗尔那个四面环绕着陡峭山坡和悬崖峭壁的雪谷洼地,杰拉尔德——— 他很虚弱,可是他不想停下来,只想走啊,走啊,直到尽头。永远不再停留,直到他走到尽头,这是他剩下的全部欲望。就这样, 他漂呀,漂呀,毫无知觉,虚弱无力,不思不想,只要能继续不停地走下去。(Lawrence: 533) 直到他的灵魂化作了碎片,沉入了永久的梦乡。这真应了伯金的话———“欲望是神圣的!”而在第28章,伯金那些所谓的艺术界的朋友们极尽讽刺引用的伯金的言论(书信), 早就为欲望指出了最终的归宿———“每一个种族都有一个阶段……那时,毁灭的欲望会战胜其他所有的欲望。具体到个人,这种欲望就是最终的自我毁灭欲。”(Lawrence: 435) 杰拉尔德性格中明显的情绪狂乱和精神分裂,那种径直滑向耗尽生命的死亡欲望是作者批判激情的形象表述,代表着深层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潜意识,它评判的是主人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本来杰拉尔德是个有意志力和对现实的理解力的人,照古德伦的话说,他有从混乱中建立秩序的本事,能解决现代世界的工业主义问题,重新组织工业体系,还能超越原本是必然的结局。可他还是得服从于德行、正义与最终目标的需要。这无异于说,是“杰拉尔德作为体现某种秩序的个性象征和个性自毁性的矛盾性为小说的悲剧性质提供了解释”。(Holderness:214) 从杰拉尔德绝对的个人主义到心甘情愿的主体的消亡(这种描写似乎对应了当代理论的热点),这其间承载了多少幻灭和绝望?这岂是疯狂的“移动”就能摆脱的?其实,作者早在小说开篇不久就预示了这种移动的结局: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这里人的关系就像摆好的一盘棋,人物也类似,国际象棋的女王、骑士、卒子,现今的和几百年前的一样,相同的人物在编排好的棋路中无数次地移动。但是这棋路尽人皆知,走法儿像疯子,把人耗得筋疲力尽。(Lawrence: 119—120) 三：不难发现,我们对《恋爱中的女人》的分析总会与其语义描写相汇合,这是因为按照格雷马斯的说法,“意义的基本结构已经从整体上把各个语义域组织成系统。因此,由这一基本结构所定义的每一项内容便通过语义轴暗含了其他各项,而其他各项则在这结构体的下一层组建一个具有同构性质的结构体。”(格雷马斯,2005上册:143)语言学视野中的表达层(能指)与内容层(所指)之间具有相互蕴含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原本是可以预测的。我们认为,《恋爱中的女人》的叙事显然是以欲望为语义轴,在叙事层面上主要人物的欲望作为发展叙事的语境义素,可分析出不同的义素成分,如四位主要人物共有的移动的欲望,以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为代表的毁灭的欲望,以及伯金整合两性关系的欲望等等,这种种语境义素的汇集和衔接生成了叙事结构和主题,最终化作了内容的实体。关于这种描写特点,格雷马斯也有过准确的说明:这种“义素衔接方式向我们展示的……是绝大多数语义轴的特点———他们不过是各类文化、文明或各专业对世界所作的不同划分。所以……完全有理由把这种语言衔接称作 ‘内容的形式’,把统辖它们的语义轴称作‘内容的实体’。”(格雷马斯,1999:32—33)当然, 这种内在的实体并不是外在于语言的心理或物理的实在,而是处于语义层面上的语言表现,一个或数个义素形象的重复出现就会进入文本的表征层面。比如《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浮现的移动的欲望和毁灭的欲望的语境义素会在我们的视线下形成一种形式或称为语法标记的集合: 移动的欲望系列: 1.“人只要跃过底线,总能落到什么地方。” (古德伦,第1章) 2.他频繁挪动,似乎生活不固定。(伯金,第 5章) 3.相同的人物在编排好的棋路中无数次地移动。(第8章) 4.她在小心地策划着出走,去尝试一种新生活。(古德伦,第17章) 5.他必须到那么吸引他的蛮荒地区去游历。 (第17章) 6.通过不懈地重复运动,才能达到那种无可阻挡又残酷无情的目的。(第17章) 7.“人愿意从世界的什么地方转悠出去,进入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伯金,第23 章) 8.“人应该浪迹天涯,而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伯金,第26章) 9.“可是对一个普通的男人来说,他的生活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那和他结婚就是不可能的了。”(古德伦,第27章) 10.圣诞节要到了,他们四个人都准备开溜。 ……古德伦非常兴奋,她喜欢到处跑。 (第28章) 11.人的一生就是永恒的旅程。(第29章) 12.只要他们是在往前走,她就满意。(厄休拉,第29章) 13.可是他不想停下来,只想走啊,走啊,直到尽头。……这是他剩下的全部欲望。 (杰拉尔德,第30章) 14.他只想继续走,只要能继续走,能挪动, 保持走着,这就是全部……(杰拉尔德,第 30章) 毁灭的欲望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