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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自己模仿,中国诗人不考虑在诗歌里让世界呈新貌;他参与自然界,本身也是该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诗人缺乏具有独立的‘创造性诗人’的神性气质。”○11该论述微妙地指出了中国诗学再现论缺乏产生摹仿说的三个概念性的前提条件: 1.超验性与内在性的分离; 2.神性创造模式; 3.诗人作为虚构性创造者的概念○12。由于这几方面的缺失,中国诗学再现论即便达到了技艺娴熟的真实程度,堪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代再现相媲美,仍然不能被视为摹仿说,就更不能认为中国诗学形成了摹仿论。上述这些表述得或隐晦或激进的观点等于在声称,摹仿说概念是古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诗学传统所特有,而在非西方传统中是罕见的文化创新。的确,由于激进观点排除了促成摹仿说产生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决定因素,这几乎等于在宣称,古代中国不存在模仿的本能,至少文学思想里不存在模仿的本能。正如周蕾等学者一样,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诚然,中西摹仿说的思想是不同的,但是其差异只表现在程度上而非种类上。在下面几节中笔者将论述,中国诗学传统里存在决定摹仿说兴起的所有不可或缺的文化决定因素,那种截然相反地认为西方诗学具有摹仿论而中国诗学没有摹仿论的观点其实是一种误解,该误解产生于先入为主的关于中西文化传统差异的概念。从方法论上看来,有些学者之所以持有该观点,是因为狭隘地理解了摹仿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并没能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思维的主流以及潜流里所包涵的摹仿洞见。模仿本能的普遍性艾布拉姆斯在关于西方文学思想的研究中,认为摹仿论“很可能是最原始的美学理论”①。说“原始”,他似乎旨在表明摹仿说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模仿本能相联系的基本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观察到模仿源自人的童年时期,并延续至成熟的成年生活,最后模仿成为人的一种习惯,成为身体、言语和思想的第二特征②。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里不仅把诗歌看成是源自人类模仿本能的艺术,而且把模仿本能视为深藏于我们本质中的属性:“广义上讲,诗艺的产生有两种原因,而这两种原因都与人的天性有关。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中获得快感。”③人类是最善于模仿的动物,因此人类模仿的本能于任何传统都不例外。在中国传统里,正如在其他传统一样,关于模仿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记载。《易经》里记载著名的文化英雄伏羲发明了八卦,这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化成就之一。许慎(58- 147)是中国首部字典《说文解字》的编纂者,他讲述了伏羲如何以象形的模仿方式发明了八卦: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④ 根据斯腾伯格(Sternberg)的定义,作为一种模仿形式,象形性“意味着其标记和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关系,即能指和所指的关系”⑤。中国著名学者罗根泽认为,许慎的这一段文字表达了书写(因而是文学)是对自然进行模仿的思想⑥。然而,刘若愚则否认该段涉及到任何模仿因素:“伏羲发明八卦的传说里,八卦成了中国文字的原型,但该传说并不包涵书写的模仿思想,因为八卦并不代表实际的物体,而是象征了蕴涵于宇宙的动态(阴阳)原则。”⑦这里,刘若愚显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阴(虚线)和阳(实线━),分别代表格式化的地和天的意象。著名的《周易》研究者高亨解释说:“盖古人目睹天地浑然为一,苍茫无二色,故以一整画象之;地体分为水陆两部分,故以两段画象之。”⑧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八卦由一些意象发展而来,这些意象就是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模仿。少数格式化的意象与实际物体之间仍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譬如代表“水”的坎卦椾仍然保留了格式化的流水形状;代表“网”的离卦楀仍然看起来像网;甚至象征天的乾卦椸仍然令人想起天平线。伏羲发明的八卦是仿效天、地的意象、鸟兽足迹和人类身体形状而完成的,这是最原始和最原创的模仿方式。八卦成了《周易》的核心,也是供中国美学思想汲取灵感和材料的主要源泉之一。显然,许慎的描述传达了摹仿的思想,但是其所谓的摹仿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作品和研究不如说是符号的象形性。这样理解也合乎情理,因为许慎在编撰一本汉字书写符号的字典。不过,许慎的该段文字几乎是对《系辞传》里某段落的重复,只是没有包括原文里的最后两句话。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 最后两句话表明,关于摹仿的看法,不再只是关注符号的象形性,而是与柏拉图摹仿说并无太大差异的模仿理论。“神明”指宇宙的根本原则,即中国传统里的“道”,大致等同于柏拉图的理念或理式。 “类万物之情”则表现了在高度抽象的系统里模拟宇宙万物的运行。《系辞传》进一步证实这一事实,即分别由六段虚线或实线重叠组成的八卦是圣人对宇宙万物模仿的结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②在该陈述里,譬如“拟”(模仿)、“形”(形状)、“容”(外貌)和“象”(再现,字面意义即画一个意象),这些词都是“模仿”概念的变体③。《系辞传》还进一步证实了“爻”象的线条意象(虚线或实线)也起源于模仿:“爻也者,效此者也; 象也者,象此者也。”④《系辞传》里充满了各种表达“模仿”思想的词句。中文里表达“模拟”思想的各种词语变体都源于这些词句。作为一个再现系统,《易经》源自对宇宙万物的摹仿。这个再现系统是仿效宏观宇宙的运行而创造的一个微观宇宙,并以此来再现和解释宏观宇宙的运行规律。《系辞传》本身也肯定了这种模仿:“易与天地准,故弥纶天地之道。”⑤中国思想史著名学者葛兆光也指出了易经占卜的摹仿起源和功能:“他们(古人)相信宇宙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龟甲和耆茎的占卜是模仿宇宙的结构和起源。那么龟甲和耆茎的占卜功能自然是可以相信的。”⑥ 同样,中国汉字书写系统(文)也是由模仿而形成的。汉语里“文”是一个多义词,最基本的字面意思是“记号”和“模式”,并指称“文学”、“文化”及社会的其他文明方面。“文”也指汉字书写符号或汉字。同样,有人认为这些符号也是以类似模仿的方式造出来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后记里,记叙了仓颉是如何造字的: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⑦ 正如其对于八卦的态度一样,刘若愚同样否认了对该传说的模仿性解读:“传说仓颉在观察鸟兽的足迹后造了中国汉字,这仅仅表明他的灵感来源于这些足迹,并不能表明他造字是为了再现这些足迹。”⑧不知何故,刘若愚完全忽视了模仿法是创造中国文字的主要方法这一事实。中国书写系统里共有六种造字方法(六书),其中第一种方法象形法就是模仿的方法。许慎在讨论这六种方法时陈述道: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⑨而其他几种造字法或多或少地源于第一种方法,因此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摹仿成分。宋代的学者郑樵,进一步概括了该原则:“六书者也,皆象形之变也。”○10 然而,学者们都普遍认为,自古以来书画不分家,二者都源于对形式的摹仿。张彦远(815-875)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里就特别提到了这一共同特征。书中记载了一位学者的一句格言,这位学者认为八卦、汉字、书法、绘画皆以摹仿为原则:“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①这里,张彦远列举出三种摹仿,其中两种是再现抽象概念,一种是摹仿具体意象。因此,在本节结束之时,笔者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古代中国人拥有与古代西方人一样强烈的模仿本能,而且模仿本能对于中国传统正如其对于西方传统一样必不可少。摹仿说的基本概念:是分离性还是二元性? 那些坚持中国文学具有非摹仿论特征的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学思维传统里,摹仿说起源于超验领域和内在领域的分离。柏拉图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包括上帝创造的理念世界、自然界的现象世界和由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本身摹仿的是现象世界,而现象世界摹仿的是理念世界②。在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概念里,柏拉图的三分法结构被简化为包括普遍世界和艺术世界的二元论③。那些否认中国文学传统具有摹仿论本质的学者把前者视为抽象的超验领域,把后者看成是具体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