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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语研究有四难,究其原因,除了体制、文化传统、教育纲目、评价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因素以外,学者个人素质与学者人格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Abstract〕 Apart from the teaching system,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he teachingprograms, the evaluation system, teaching approaches, what els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our obstacles standing in the way of researches on foreign languages is the problem of individual making of scholars or scholar selfhood. 外语教学与研究中有四难:一是科研论文中重复劳动压倒理论创新;二是解决两张皮问题前途不明;三是外语教学“投入多,收效少”的问题久拖不决;四是轻视非功利的语言理论。究其因,体制、文化传统、教育纲目、评价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虽然重要,而尚未拿上桌面讨论的学者人格更为难办。本文不讨论体制与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只涉及四难背后深层原因中的一个:学者个人素质与学者人格对这四难应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问题再不公开讨论恐怕是不行的了。一、简短回忆我对相关问题论述的缺陷在“向世界贡献原本没有的东西:外语研究创新略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中,作者指出:我国外语研究现状:引用新材料、提供新视角者多,理论创新少,中青年学者的理论体系创新几乎为零。阻碍创新的几个因素:文化传统中的中庸之道,催生了不容创新的人文舆论,滋生了墨守成规的基础教育;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妨碍了外语研究中的理性创造与精神追求;两个心理障碍是:很难在非母语研究上创新;学人为争身前之名急功近利。在“为非功利的语言理论辩护:兼论语言理论的三分类”〔《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0)〕中,作者肯定实用性理论(功利性理论)的同时,指出我国外语界在相当程度上误解并拒绝非功利理论(指的是不能应用于传授或学习一门外语的语言理论),否定脱离应用的理论,否定超验的理论。对外语研究中的纯理论的研究往往斥之为“空对空”,对“空对空”理论深恶痛绝;只要有机会,便呼吁消灭这种“毫无用处”的理论;对不可用理论的种种责难见于种种评论与场合。常常听到的口头禅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外语教学中的听说读写译)的理论有什么用呢?” 另一文“论外语学者对母语研究的建树:再论‘两张皮’(《厦门会议论文选》,200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论证:一、外语学者回归母语研究做出重大建树的规律是,他们在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之中,在不同语言的价值观的冲突中才能质疑语言本身,由此探明真象。这就是所谓比较与双吸收效应;二、无障碍利用对方语种文献对汉语界与外语界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回归汉语研究的外语学者,最有条件成为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其优势是短时间之内对母语研究作出创造性贡献;三、两张皮源于我们的语言学培养体制造就了并容忍了瘸腿子、一只眼式的个人素质。作者从培养体制上提出了两张皮合为一张皮的解决办法。作者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21世纪语言学研讨会”所做的报告“21世纪的语言学:外语界做什么?”中,重点针对研究的缺陷分析了引进中的“夹生饭”,不愿超越“二传手”,两界学人互不介入,外语教学过度在形式分解上折磨学生,功利性倾向。以上论述,涉及到四难的体制与文化传统上的原因,却回避了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人格、个人的素质应对这四难负什么责任?事实上,学者人格、个人素质不同程度上涉及并决定了四难。二、学者素质应对四难负什么责任一是重复劳动压倒理论创新。学者个人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评定职称与工资、住房挂钩,为了抢时间尽快评上职称,重复别人劳动当然是方便得多。见地独到的灵感来到之前必须是专注的、深入的甚至是痛苦的思考,智慧必须在宁静的心境中才能结晶出来。这样,理论创造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需要较长或很长的时间跨度。为了尽快(问题就出在这个“尽快”上)弄上住房与提升工资(涉及正当个人利益的事,本文作者都赞成,下不再赘),当然首选重复别人的劳动。这还是好的。坏的是种种侵权行为时时发生。二是解决两张皮问题前途不明。过去老以为是理论问题不清楚,并挖空心思找理论方面的原因。我曾经赞同这样的的观点,“系统的结构或者配置很少能自显自明(self-evident)”(Bertalanffy,Ｌ.1973),这个断言往前走一步,便是:系统的结构或者配置不能自我作证,不能自己对自己进行评价。①所以,一个语言研究人员必须同时对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深入研究(将两张皮合成一张皮),才能产出真正有所发现的成果。这是因为,一个运行起来的系统不可能怀疑自己,不可能对自己进行价值判断。现在看来,即使是原因找对头了,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不少教师认为,又要学外语,又要学汉语,又要两者精通,哪来这么多时间?哪来这么多精力?有无时间与精力是一回事,更重要的事是,愿意不愿意花时间与精力。这当然不涉及到人格异化,却与责任心与上进心有关,尤其要求学者个人素质(业务准备与意志力)极高。因此,解决两张皮问题的历史重担,放在许多人身上,愿望虽然是好的,但恐怕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长时期的、自然的过程。只要提倡两界沟通起来,必然会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地将这个问题解决。三是外语教学“投入多,收效少”的问题久拖不决。除教学纲目不当、评价体系有问题、教学方法上还未找到科学的、优化的方案以外,不少教师将更多的精力与时间花在外语市场上挣钱也是一个原因。一个教师,除了六节正式课以外,还上十几节到二十几节的挣钱课(广东叫“炒更”),试问,还有精力备课、辅导、改作业、研究教学效果、研究语言理论吗?有人反问:不挣钱拿什么买房子?事实上,买下了房子的教师, 仍然把心思与精力花在挣钱、做生意、炒股及其他赚钱事上。若说这还不是教师人格被物质异化,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四是轻视非功利的语言理论。国家重视功利性的理论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国计民生需要。问题在于轻视非功利性的理论就不正常了。最令人伤心的是我们教授轻视理论,质问搞那些抽象的理论,对专业对经济建设有什么用途。我曾这样反问了三个问题:一、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学派与流派?要说有学派,就只一派—大家都跟着国外的最新语言理论、流派跑。问题在哪里?对非功利性的理论不感兴趣,根本上就不会诞生理论;连理论都没有,何谈学派与流派?没有学派与流派的民族,只好一窝蜂地解释别人的理论,永远跟着别人的理论跑。江泽民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文版本,据新华社2000年7月2日电)中指出:“中国政府支持科学家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你怎么能保证好奇心驱动的研究都与实用有关?那个坐在轮椅上的Ｓ.Ｗ.Hawkins研究宇宙大爆炸,在短期内,你知道它有什么实用性?对什么理论都要问一问有什么实用价值,那就会取消许许多多的理论,最后,我们哪还有什么理论流派?二、How will the futurity regard us?后人怎么看我们?后人又记住我们什么?后人绝不会记住某某某生前是什么职称,在学会里坐第几把交椅,开会上了主席台没有。后人能记住的只是他有什么不同于前人的理论,他提出了什么概念,他发现了什么范畴与思维模式。什么是学术研究?提出了可行的新概念与新范畴,形成新的系统,就是高层次的、成功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不包括技术界),如果没有独创的理论,没有独创的概念,没有独创的范畴,后人就根本不会知道有某某这样一个人。不要说一百年、两百年以后,人一死,就会将生前有许多“虚光”的人忘得干干净净。绝对是人走茶凉。我们希望现世注意我们的浮名,事情却是相反:后人却只是记住了智者的理论与新技术。浮名短命,理论长青。三、任何人—不要说学者了—做事都在遵循“出虚入实”这一规律。虚是什么?就是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ｙ。一个头脑里有了抽象概括,有了深刻理论,有了深刻思想的人,才有可能产出不凡的“实”。同样一个题目,有“虚”或者有“大虚”的人,出手的“实”,就是高出一筹。学者干的事就是出虚入实的事。教授必须从事理论研究。不从事理论研究的教师,在德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