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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贡献出原本没有的东西 -外语研究创新略论钱冠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广州) 提　要:“外语研究创新”有三个含义。全文重点在阻碍创新的几个因素:文化传统中的中庸之道,催生了不容忍创新的人文舆论,滋生了墨守成规的基础教育;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妨碍了外语研究中的理性创造与精神追求;两个心理障碍是:很难在非母语研究上创新;学人为争身前之名急功近利。可能导致创新的几条路子:交叉触发点;让事实冲击先验;美学眼光;中药店原理。简述创新的希望:已开始文化传统反思;大环境已开始改变(政府政策与学报鼓励创新意识);博士的冲击。关键词:创新;原创性;外语研究;方法论　1.“外语研究创新”的含义我们所指的外语研究中的创新,不是指增添外语的硬件(我们天生就没有能力增添非母语的任何硬件),而是指,对外语原材料的理性思考与理论发现。 1.1　不动原材料,在原材料的基石之上进行理论性的原始性创造。重大基础性的理论创新,几乎全部获得诺贝尔奖。比如,普朗克的量子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泡利的不相容原理、李政道、杨振宁宇称不守恒原理,都是基础性的创新理论①。英美本土人对英语与语言理论的研究成果不算,研究英语的非英美人士中,丹麦人Ｏ.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1860—1943)素有英语权威之称,是这方面最理想的代表。我们知道,他并未增添英语的硬件。他说:“我要提醒英国和美国的读者们,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或纯粹的英语不是我的业务,我所做的不过是记录,如果可能的话,并解释各个时期英语用法的实际情况。”② 1.2　利用外语资料,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观点修正、补充外国人的成果。或者,利用外语资料与国外语言学对自己的母语提出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的局部研究(如对比研究)。我国外语界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开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外语学报上发表的一些成果,便是见证。从调查事实入手的外语教学实验报告(不包括感想、体会式的经验总结)属于这一类创新。 1.3　利用外语资料,结合本土资源,做出自己的语言理论体系的创造(宏观上的创造)。这也是最理想、最艰难也是最有价值的劳动。在这个方面,老一辈的赵元任、罗常培、吕叔湘、王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问题是,中青年语言学者的理论体系创造很少,几乎为零。几乎为零的状态,显然是不正常状态。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国家应该制定政策鼓励一批有理论基础、有创新意识、有长远眼光的中青年外语学者投入语言理论体系的创造的工作。如果以上述(外语研究)创新的含义重新审视什么叫写作,那么,类似“起承转合,自圆其说”的种种回答便显得不着边际了。什么叫写作?抓住实质的回答是:作者向世界贡献出世界原本没有的东西。这个说法的意义在于,它时时提醒写作者的创新意识,推动创造品诞生。 2　阻碍创新的几个因素 2.1　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创新的科学精神。首先,中庸之道,把握事物时,往往采取模棱两可、适可而止的态度,缺乏大胆创新的精神。这种思维观,影响了中国人的一切行为准则。这种思维观,催生了一种不容忍创新的人文舆论。这种舆论宁可欣赏皮相之谈、八股之论,也绝不让革新思想与事物生存。较多的老师不准学生学问上出格;很多上辈人见不得下辈人事业越轨。我国历史上,社会舆论偏向平庸无为,害怕革新。从事实出发,胸怀主见的人,事业往往到处碰壁。这种思维观,形成了墨守成规的基础教育体系。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上露面的亚洲首富李嘉诚先生,当被问及为何出巨资设立特聘教授时,满腹心事地说:“中国大陆学者尚无人获诺贝尔奖,这真是个遗憾。”言下之意,出巨资可以重点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中用的药方。有史以来,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在“排排坐吃果果”的秩序中一个个变成“听话的乖孩子”,还不够,又在以后的六年初中高中时代,被老师熏陶成“听话的好学生”或者“得高分的好学生”。还剩下一批天性尚未完全被刮尽的孩子继续在大学校里被好分数与将来的好工作单位引导成听话的、勤奋好学的青年,课堂基本模式是老师讲学生听,能与老师讨论问题的学生倒是有,就是太少。你凭什么要求这样的基础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人去得诺贝尔奖?事情就是这样地发人深省:历来有重大科技发现与理论创造的人几乎都不是考试状元,因为考试是对已知的结论的重复,因为以记忆为主的考试考出来的高分掩盖了考试人实际上的蒲柳常质。再说,为了得高分,应试人是不敢有违常规,不敢有独特新见解的。对比之下,美国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课堂上思想活跃,学起来则饶有兴趣。似乎教师要做的事只是引起学生对知识的兴趣与才能的自我发现。到了大学阶段,教师注意引导学生的创造才能,开发其独特的品质,课堂以讨论为基本模式。奇妙的是,这样训练出来的人却能一个又一个地得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0年,获奖最多的是美国,共有6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美籍外裔科学家,6个得奖的中国人全是美籍!),实令世人琢磨体味。一个民族不仅需要机械记忆力、摹仿力,尤其需要突破力、创造力。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不需要很多会应考、甚至考第一的人,倒需要很多很多善于创造的人以及眼光悠邈的学人。西方的文化心理与教育体制培养下的人当然会有缺陷,例如以自己的价值观强为全人类的价值观,甚至表现出价值观念超越生命之上的霸道(你不接受我的价值观,我就炸死你!)。但是,你不能闭眼不看那些民族的旺盛的创造活力与开拓新事业的勇敢精神。他们的教育体系与国民的创造活力、开拓精神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互促关系。所以,我主张,要想得什么什么奖(什么奖都不是最终目的),要想以科教立国兴国,振兴中华,就要清除我国传统文化中阻碍开拓创新的痼疾。 2.2　我国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妨碍了我们科研中理性创造与精神追求。科学在经世致用的同时,也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智力的探究,人总是企图摸一摸自己的智力极限在哪里。因此,科研中的急功近利不可取,迫不及待成不了事,而应以从容之心,气定之神,去欣赏、体会、把握研究对象,从花里寻道,砂中见须弥,最后揭开奥秘,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涵泳自得。1999年8月中旬,在中国科技创新大会会议期间,丁肇中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在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节目中,解释了他为什么在大会上专门讲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他说,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的发明与创造之初,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应用目的,只是为了兴趣,解开神秘。若干年之后,这些基础理论才被人们广泛地应用,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丁肇中的这个讲话,再一次见证了在科学研究中,纯粹精神追求与功利性是同时并存,并行不悖的。现阶段很多情况下,在外语教学中,先生是为应付种种外语测试而教,学生是为应付种种外语考试(出国、职称、定级、谋职……)而学(测试是必要的),这就催化了不少的人要求外语研究走上纯实用目的的轨道,这就忽视了在基础理论上的创造。多年来,我国外语界基本上拿不出多少与世界水平相匹俦的新的语言学理论观点(更不消说具有挑战力的新的理论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外语学人功利心太盛,追求经世致用去了。致用当然好,实用也需要。但不能因此偏废理论创造。有些教师把眼前无助于外语教学的基础理论一律斥之为“空头理论”。殊不知,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的基础的理论创新在开始阶段,并未表现出实用性,即是说,在追求经世致用的人的眼里,任何理论都是“空头”的!可见,一个民族是否敢于投入时间、金钱、人力去搞创造性的基础理论工程,取决于它是否具有长远的眼光,超越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 2.3　几个阻碍着理论创造的心理障碍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怎么可能在非母语研究上创新?这个问题貌似难倒我们一大片人。其实,我们所指的外语研究中的创新,不是指增添外语的硬件。上面(“外语研究创新的含义”)我们已指出过,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研究者是可以做三件工作的。关于这个问题,沈家煊的可资借鉴的路子是:“在国内当前的学术环境里,我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写的文章分作两类,一类是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成果的文章,一类是自己从事研究写就的论文。前一类是为写后一类文章而作前期准备的产物。……我自知对外语我还不具备像对自己的母语汉语那样的语感……要研究外语我研究不过以外语为母语的语法学家和语义学家。因此,我主要是拿汉语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汉语出发来丰富世界语言学的理论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哪一位外国人也无法垄断语言学理论。“从汉语出发来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