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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大学公共外语的总体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然而也必须看到 ,在全国范围来说 ,发展很不平衡 ,各地各校之间的高低水平可能差别很大。现在我们尤其需要继续研究解决公共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老问题。
    造成费时低效的原因很多。首先 ,中国人在中国学外语 ,缺乏外语使用的环境 ,困难必然很大。这是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现象(因此 ,我们也不能把对学生的要求定得过高) 。但是建国以来我们缺乏一贯的外语教育路线和政策 ,不止一次走了极端。不重视外语教育 ,或偏废某些外语的教学 ,固然是曾经犯过的错误。但是现在有人指望中国学生的英语达到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的水平 ,明显地超越了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目标 ,这也不妥 ,也会造成政策上的偏误。由于缺乏一贯的路线和政策 ,国家对外语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便经常不能达到和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中国外语教师总体上本来就有训练不足的弱点 ,公外的教师尤其如此。要靠这样的队伍达到省时高效是困难的。    当前公外教师自己感觉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正在这里 ,就是:他们缺乏进修的机会 ,无法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在一个单位里 ,不论是出国进修还是在国内进修 ,轮到公外教师的机会总是偏少。有的机会则是由于公外教师工作量过大、安排不开而错失的。如果学校不定下某种硬性的轮训制度 ,这个难题仍然无法解决。
     在暂时无法外出进修的情况下 ,单位内部是否能考虑采取稍为灵活一点的工作安排呢 ?我们还不可能有休假制度。也许可以考虑:若某人已连续几年满工作量甚至超工作量 ,而他现在又有一个自我进修或科研的计划 ,那么就不妨审查其计划 ,在一段时间内适当减少一点工作量 ,使他得以实现其计划中的近期目标。教师永远处在教和学的矛盾状态之中。现在一般学校里实行的教学评估手段有一些不尽科学的、不利于教师的因素。学生给教师打分常会感情用事:有的教师对学生要求严格 ,不讨学生喜欢 ,落得个低分;有的教师要求很松 ,反倒可以得高分。这不利于鼓励教师更加投入工作。此外 ,对教师各方面的表现 ,学生的评价也会有偏差。有的教师想多抓口语训练 ,但是班里不爱开口说话的学生就不感兴趣 ,说你浪费时间。有的教师想抓核心英语 ,帮助学生打好基本功;但是班里有人急于要考四、六级 ,愿意“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反说你教学不得法。我们在评估时若偏听这些一面之词 ,就会打击教师的积极性。此外 ,评估时还应该考虑学生的起点 ,对好班和差班的教学评估就不宜采用同一个标准(比如同一个合格率) 。课堂管理的问题不少。由于教学班太大 ,教师不便每堂课都一一点名 ,学生减员是不易察觉的。
    市面上教学参考书太多。董亚芬的《大学英语》有十余种教参;新出的课本《新视野大学英语》也居然已经有了三四种教参。学生有了教参 ,过分依赖它 ,上课就没有积极性。而他们其实只是似懂非懂 ,并不能真正靠教参学到过硬的本领。
     学生们的要求各不相同。有的愿意提高能力(如口语能力) ,有的只求完成学业考试过关。如果四级考试统得过死 ,学生整天关心如何过级 ,就很难打好基础 ,使自己的外语真正过关。不少学校迁就学生的过关心理 ,校方也想提高排名度(往往出于一种虚荣感) ,一上来就搞考级训练 ,试题满堂灌。这样做只能搞坏公外教学 ,也影响专业学习。但是现在学校往往以四、六级通过率来对教师进行考评 ,社会上用人单位也先看学生的四、六级成绩;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搞的必然都是应试教育、应试学习 ,再也顾不上素质教育。这个关键问题不解决 ,公外教学的良性循环就无从谈起。
    北京师范大学公外教学至今还能坚持按课本授课 ,不光搞应试突击。应试辅导课改在课外 ,学生自愿参加;这样可以确保课内时间按大纲操作 ,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有的教师在课内加强口语训练 ,受到很多学生的欢迎(不过也只能在头三个学期坚持 ,到了第四学期学生就坐不住了 ,要顾虑四、六级考试了) 。课本上安排的教学内容花样不少 ,4 节课就要讲完一课书(不包括听力) ,教师掌握起来并不容易 ,要突出某方面的训练常会顾此失彼。如果能把一些内容交给学生在课后自学 ,教师在课内时间就能让学生在某些方面(如口语)多做点练习。我们应该提倡多媒体教学。在缺乏外语环境的情况下它往往有一定的补偿作用。但是也要掌握分寸。多媒体不能代替师生之间的课堂人际交流。不少教师始终认为外语课要坚持师生的人际交流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现代化设备应该与传统的教法结合起来。光用多媒体不行 ,不如让学生边看边听 ,教师也边说边写边问。当然 ,要这样做 ,教师是比较辛苦的;但多媒体本来只是助手 ,关键问题是最大限度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有的教师改变教学模式 ,压缩讲读课以腾出一节课来多练口语;这是一种可以继续尝试的做法。但是 ,如果两种课不是分开上 ,而在教精读时多练口语 ,把精读课变成口语课 ,不去讲语言点和做温故知新的引导 ,那样学生就不能学得扎实。再说班上还有学生不爱说话 ,我们总不能光照顾那些爱说话的学生。所以精读课还是要运用各种办法阐发课文的内容和语言 ,尽量使班上学生都受到训练。传统精读课强调语言的基本功 ,这是对的。学外语不抓语言结构不行。抓基础语法、基本句型 ,就是抓住了外语和汉语不同的地方 ,而且还能发挥成人的认知优势 ,做到事半功倍。当然口头交际的能力也要培养。但是结合精、泛读课进行的口头操练是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必须安排专门的课时来组织较为严格的口语能力训练。
    现在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了 ,这是好事;但是 ,这也对教师和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多年来的大学英语教材分精读、泛读、听力三块或更多 ,现在倾向于改为 “读写” 和 “听说” 两大块 ,这样比较好。现在有多套教材在竞争 ,这说明公外教师都在努力探索新的路子。在第一线工作的教师 ,有的并不甘于长年照本宣科 ,他们愿意换课本;这样能有点新鲜感 ,也有进修的动力。学生也愿意学到新的东西。比如他们愿意看到诸如电子商务之类的日新月异的内容。有的学生认为自己上大学后英语提高不大。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教师引导是否得法 ,颇值得探讨。比如泛读课 ,可能是专人教的 ,也有可能不是。有的教师在多门课程 “一脚踢” 的情况下不能同时抓好泛读教学。学生对此也不够重视。但如果阅读量不大 ,语言输入少 ,又怎么能全面提高语言水平呢 ? 有的教师能注意在写作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习语篇衔接和连贯的技巧 ,这起码比单教语法提高了一步。但是有人在注意教听说的时候连课文的语言点也不讲(甚至认为找不到语言点) ,课后的练习题也不要求学生去做;这就又有些失当了。现在有的学校酝酿在公共外语教学中把很大的力量转向开设各种外语选修课。此举如果成功 ,学生将受益不少 ,将不会再说上大学后外语没有提高了。然而 ,要开出好的外语选修课 ,教师自身的知识必须扎实 ,视野必须开阔;要改造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 ,要提高理论水平。总之 ,外语教师要有自尊自强的精神 ,要用自己的才能为改革开放服务 ,要投身学术文化建设。如果学校和院系方面能下决心改善公外队伍的构成 ,比方说让公外部门也有一两个学术界知名的教授(像北大、浙大等校那样) ,让公外的教师也参与外语专业研究生的培养 ,那么公外队伍的素质和它在外语界的形象就会好得多。这也有利于激励整个群体向前努力。在传统的公外教学框架内 ,在越出这个框架的天地里 ,公外教师都可以有所作为。有的教师现在已经感到自身提高的迫切性 ,已经把这件事情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这是很好的。从各方面说 ,我们都希望公共外语教学能有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