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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又苛求的理想 ,但许多研究者正在将此付诸实践。所以 ,至少在这个领域 ,我们既没有巴别通天塔似的窘境 ,也没有普遍接受的单一语言的天堂 ,然而 ,我们确有正在奏效的权宜之计。    随着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世界 — — — 其促成力量有时令人欣慰 ,如欧洲的统一;有时又令人不快 ,如恐怖主义的威胁 — — — 保持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在联邦制政体中反而不需要语言的均一化:瑞士就是个多种语言在联邦环境下生存的好的范例。保留语言权力的花费决不应被低估 ,它总是应被作为因数计入(它可能成为 ,或已经成为)人文主义者有责任介入的领域之一 ,他们为保住与语言公平相关的开支而据理力争。例如 ,我被告知 ,欧洲理事会最近重新讨论了它的语言政策。它曾将所有成员国的语言翻译成法语、德语和英语;而后出于经济原因 ,曾有过仅做英语翻译的尝试;而在遭到法国和德国部长们的抗议之后 ,据传三种语言的翻译又得到了恢复。    欧洲科学基金会使用两种官方语言 ,即英语和法语;英语将逐渐超越法语而占据主导地位。原因仍是为了节省金钱和时间。有关的负责人仍需对纯粹的民族感情和任何实质性的语言不公平加以区分。以组织完善的国际组织作为例证 ,我仅仅触及到真正的人类深层问题的表层 ,亦即世界范围内语言多样性和完整性的留存问题 ,从根本上讲 ,这意味着保护濒危语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众多使命之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者托马斯• 霍默2狄克逊在冲突解决领域可谓权威人士 ,近期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 “我们需要语言的森林” 的文章( 《环球邮报》,2001 年 7月7 日) 。文章指出 ,我们极其需要语言多样性 ,正如我们需要生物多样性那样。文章以对肯• 维瓦的反驳作为开篇。肯是不久前被当权者处死的尼日利亚作家萨罗2维瓦之子 ,他完全继承了其已故父亲的人文主义信念。托马斯• 霍默2狄克逊也正是以这种人文主义信念作为参照而写道 , “我们不应对世界语言多样性的丧失过分忧虑” 。他引证了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 ,根据这项研究 ,世界上一半的语言可能很快会消失 ,尤其是那些仅有几千名使用者的脆弱的本土语言。鉴于语言同文化间的紧密关系 ,世界观察研究所发出了警告:丧失语言将意味着丧失文化。对此肯• 维瓦不予置同 ,他认为试图挽救正在消亡的语言是徒劳无功的 ,世界变化速度之快使你不可能将其凝固在时间中。不妨对比一下 ,看看英语的适应性 ! 同维瓦一样 ,霍默2狄克逊亦同意人们不应人为地保留那些不能适应生活中的变化的语言;但是他认为语言的消亡不应只是既成事实 ,语言的消亡过程应该得到减缓。 “为什么要关注语言多样性的丧失 ? 也许 ,一种、两种乃至十几种语言和文化的丧失对世界其余地方无关紧要。但是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星球上一半的语言 — — — 尽管它们中多是遥远地方的居民所使用的小边缘语言— — — 我们就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造成危害” 。
    霍默2狄克逊描述了人类为了效率如何试图对农业实行纯一化。今天我们 “正在这个星球上对我们的生态系统进行纯一化 ,将森林和草原变成单一的树种和谷物 ,将湿地铺筑为住宅区和商业区 ,用水产养殖场代替枯竭的渔业资源” 。
    霍默2狄克逊将农业纯一化同语言领域内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比较 ,这不仅仅是一种隐喻手段。 “语言与文化差异是贸易和利润的壁垒;全球资本主义需要更加简单、透明和易于管理的商业环境” 。可以理解 ,所有人都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利益均沾。 “因此 ,人们正在努力从上至下或从下至上拆除他们之间的壁垒。在这个过程中 ,两个主要的工具就是英语以及随之而至的西方文化” 。换言之 ,据霍默2狄克逊看来 ,正是人类自己在对生态系统和语言系统实行纯一化。他们在纯一化的过程中释放出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力量 ,并导致文化的枯竭 ,正如农业纯一化造成了农业的贫瘠一样。霍默2狄克逊未必关注某些特定语言的留存;他所保护的是语言的数量和多样性。作为人文主义者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语言、文化和平实的社会生活间的深层关系;并且 ,我们与其不负责任地坐等英语成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统治工具(或即便是传达英语已经成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印象) ,不如探寻有益的互动模式。
     在这个方面 ,英语国家已明确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例如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美国向少数民族提供平等语言机会所作的努力。有着非英语背景的美国公民达数百万之多 ,现已经出现多个项目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为如此之多种不同语言进行的课程开发、教材编写和教师培训费用是巨大的。为了满足需要 ,联邦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出一种由教材开发、散发和培训中心组成的综合性支持体系 ,并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建立了国家双语教育信息交流所 …… 对双语教育的支持似乎将保持其在联邦政府工作的优先地位” (塔克和格雷 ,1980 :8) 。
     这段引语写于20年前。为了继续对英语国家公开宣称的它们愿意包容其他语言的这一意愿进行非正式的检验 ,我请一位研究助理在多伦多她所熟识的移民的子女和第三代之中进行快速调查。佩加赫• 阿拉比这样写道: “就个人而言 ,我与自己文化之间的惟一联系就是我的语言。我从四岁开始就生活在北美 ,但由于父亲一直坚持在家里只讲波斯语 ,我讲波斯语的流利水平得以保持下来 …… 而今长大成人 ,我开始认识到掌握自己母语的重要性所在 ,因为除此之外我从自己文化中传承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我现在的文化基本上是加拿大文化 ,因为我已在这里生活了如此之久;然而 ,保留我的 ‘母’ 语使我能够坚持对另一种将永远流淌在我血液中的文化的拥有。我发现自己的多数朋友都在学习除母语外的另一种语言 ,其目的在于了解另一种文化。从另一方面来讲 ,一个人为了与他人保持同步 ,就必须学习任何一种在其所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我的祖母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伊朗学习当时是外交语言的法语 ,而今那里的外交语言是英语 …。我的经验是 ,外语的价值在于维持多样性 …… 我的挚友 ,一位第二代加拿大移民 ,想要学习希伯来语 ,为的是能到以色列观光或居住一段时间 ,以便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 ,她像我一样对文化与语言一视同仁 ,并且她还看到了其他语言的价值 …… 我的一些朋友是出生在加拿大的华裔 ,他们设法保留自己的语言 ,并能讲流利的粤语;对他们而言 ,这是维系自己文化的方式;这也是所有我采访过的人的态度 ……一个人首先必须懂得他所居住国家的语言。在加拿大 ,英语并不是强制推行的语言;它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老一代移民对母语的掌握无可挑剔 ,但没有学习他们新国家的语言 ,这就造成了局限性。相比于学习一个人所在国家广泛使用的语言而言 ,借助母语来留存原文化是处于第二位的。 ”
      我大段引述佩加赫• 阿拉比的原话 ,是因为于我而言 ,她似乎对英语在加拿大英语区的主导地位(她没有提及加拿大的另一种国家语言 — — — 法语)表达了一种创造性的态度:也就是说 ,尽管很多领域都不得不将英语作为交流语言 ,但借助其他方言处理一个人的文化生活仍是可能的。因此 ,英语的无处不在远不能预示一个更加友爱的世界的降临 ,它未必会带来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统治 ,尽管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 ,抑或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因而 ,我们的各学科应继续坚持鼓励语言和文化的完整性。这包括对将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教授进行质量管理。这也意味着对任何地点、所有教育层面中的语言课程的持续关注 ,以捍卫人类以任何可能的自由方式进行表达和交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