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现实的。最后是堂区长的故事。它是一篇道德说教,同时也是对这次朝圣的必要性和意义所作的辩论与总结:“这不是故事,而是一篇散文布道词。”[11 ] (p109) 以上对24 篇故事作了概括,与“总序”相比, 它们显然背离了现实主义。但按作者的设计来读,又会觉得“《故事集》的总序、故事间的过渡以及每篇故事的引子都旨在传达一种现实主义,”[4 ] (p99) 尽管“这一点在每篇故事内很少见, ⋯⋯”[4 ] (p99) 的确,每篇“故事”的情节往往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很难说有现实性,它们不是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就是纯粹建立在偶然性或超然性上。但是“, 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发现乔叟的香客是现实主义的。其中某些香客是以乔叟的同代人为原型,他们甚至能被当时的听众辨认出来。”[4 ] (p111) 这充分证明乔叟的肖像描写很有真实感,但即便如此“, 故事”的非现实性并没有因此而消解,它和 “总序”的现实性交相辉映,构成了《故事集》独特的艺术魅力。从泰巴酒家到坎特伯雷有57 英里,在当时, 骑马一般要走两天半。假如真像乔叟笔下的香客那样一路插科打诨,既要有人讲故事又要有人听故事,仔细想来真是难以置信的“故事”。32 位香客、32 匹坐骑,是横着行还是顺着走都只能是暂时的队形。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无论是讲者还是听者都得不停地变换位置。他们一边赶路一边叙事,在各种声响的总汇中,谁能保证土路上的故事不被尘土吸尽而不能抵达听者的耳廓? 一路上竟没碰到别的香客,也没提及住宿———这一在行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谈天说地的好时机 ———就连路上风光、乡村田野、城镇要津等这些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常要耐心描绘的镜头在这里都找不到,这不能不使我们觉得“他(乔叟) 想给听众提供的是一种朝圣的幻觉,而不是完美的现实主义画面。”[4 ] (p101) 三威廉·朗格(William Long) 在评述英国早期戏剧发展的特点时说了一句很有启发性的话:“对早期不知名的剧作家来说,如何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塑造舞台上的男男女女是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他们懂得用抽象的人性来对待具体的人物时才得到解决”。[9 ] 乔叟似乎还没有达到这种认识,尚不具备从抽象到具体来刻画人物的能力,他所使用的是从职业到人物这一模式来进行肖像描写。在他看来,人物的外貌乃至性情如何主要由职业决定,这当然是片面的。乔叟把人物局限于社会的第二阶层,也是他囿于当时社会结构观的又一例证。乔叟在《故事集》中创造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总序”中的现实主义世界和每篇故事中的非现实主义世界。在“总序”的878 行中人物描写多达 692 行。乔叟借助现实主义的肖像描写为世人留下了
英国文学史上第一组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修女院院长的红唇,磨坊主的瘤子,厨子的脓疮,巴斯大嫂稀落的牙齿,差役骇人的面孔等等无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逼真的印象;在故事中穿梭的店主人一开始就觉得他天生就是一位领导:精明能干,活泼开朗,审时度势,灵活有方。到故事结束时,这个店主人真就是一个呼之欲出的人物了。假如乔叟仍以这样的创作态度来对待每一篇故事,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事实上, 乔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不自觉地服从了当时的文艺风气,尽管他也觉察出这样文艺风气是不对头的,这可从“总序”和他本人所讲“故事”的语气上反映出来。乔叟用现实感很强的“引子”为非现实主义明显的“故事”营造了—层浓郁的真实化氛围,但真实化氛围的获得不全是作者对生活的留意观察,其中也有作者对传统写实风格的模仿。乔叟用朝圣来展开叙事,险些滑进了宗教文学,但作者对世俗生活的浓墨重彩、人物对话的逼真再现,明显是表现时代生活的意图又把《故事集》拉回到现实中来。在神话、传奇和英雄故事流行的时代,乔叟率先把注意力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身上,带着传奇文学的趣味来研究他们,把中世纪流行的写实风格了无迹痕地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从而使虚幻真实化,现实典型化,把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广阔画面全都浓缩到自己的艺术中。纵观乔叟40 年(1360 —1400) 的文学生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个成长轨迹:模仿和翻译法国韵文传奇的学徒期(1360 - 1370) ;领会和尝试意大利人义主义风格的实验期(1370 - 1385) ;融汇本国文化和他国人文主义风格的成型期(1385 - 1400) 。乔叟一生不过60 年(1340 —1400) ,并且从 19 岁开始就伴王出征,经历过中世纪战场的气派辉煌,当过战俘,赎身回国后开始了沉浮不定的政治生涯。担任过贴身侍臣、外国使节、伦敦港务处审计长、肯特郡议员、英国王室的建筑大臣等职务。在繁忙的公务中他挤出时间,笔耕不辍地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努力与成就、勤奋与收获清楚地沿着诗人的生命向前发展,尽管直到最后他仍未完全跳出时代的局限———文艺风气所形成的写作风格,但诗人在《故事集》中已臻于化境 ———在各样的文学模式中自由运斤,取得了了无迁就的艺术效果。这情形如同孔子所说的修道极境———“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为乔叟的现实主义乃是诗人精神的一种体现,是“从心所欲”的内在反映;而“不逾矩”正好说明诗人对流行文艺风气的谙熟,它不仅不障碍诗人运思,相反促进诗人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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