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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叙事者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法就是布设“框架”或“引子”。“框架”或“引子”也许和故事的内容关系不大,但却与听众关系密切;它的有无也许不会影响故事的发展和结局,但却能强烈左右听众的期待心理。乔叟文学创作的第三阶段一改原先的“梦幻式框架”(the dream vision frame) ,取而代之的是洋溢着现实主义气息的“序言式框架”(the prologue frame) 。“序言式框架”在整体上对乔叟的叙事手法做出的概括,倘若细分起来,一些更为具体的使故事真实化的手法就会呈现出来。比如,人称、时间、地点和叙述声音等。乔叟《故事集》用“我”作为叙述者,除了是《故事集》在叙述技术上便于采用的视角外,主要还因为“我”比其他人称在读者心理上更容易唤起一种亲近的、真实的语义信息。在使用第一人称的同时,乔叟还使“时间”成为实现故事真实化的手段。例如,与前期的作品不同, 乔叟在《故事集》中把“时间”安排在了当下,这就比无论是安排在过去或是将来都能更容易地取信于人。“矫健的太阳/ 沿白羊星座已走了半趟,/ 群鸟啁啾婉转送来妙音,/ 大睁双眼要等黎明来临。/ (天地勃勃生机催发心声) / 众人忙着上路前去朝圣/ 。⋯⋯春天的一天我来到这里/ 苏沃克泰巴酒家小歇息: ⋯⋯/ 就在当天晚上这个酒家/ 又迎来29 名客人住下/ ⋯⋯”读着读着我们的经验世界便参与进来,时间和地点的具体,在不经意中就把我们具体到现实世界中了。显然,作者在使用“时间”的时候是和具体地点相结合的。例如,苏沃克,泰巴酒家,坎特伯雷, 亚历山大城,普鲁士,立陶宛,俄罗斯等等。用这些真实的地名来编织故事,无疑又是作者实现故事真实化的有效手段。除此之外,乔叟在《故事集》中更是匠心独运地发挥了叙述声音的作用,这首先体现在他对众多叙述者的运用上。我们知道,故事一经叙述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自身的归属问题。根据一般常识,我们会想当然地把作者等同于叙述者,而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属于作者了。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故事叙述者未必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作者。例如, 《故事集》中有32 位香客,他们分别是不同故事的叙述者,作者本人也是这众多叙述者中的一个。叙述者不管是真实的或是虚构的,故事却是在他们的言语中形成。因此,证明叙述者身份的有效方法是对他们的声音加以辨别。叙述声音从叙述者那里发出,负载着一定的或隐或显,或曲或直的信息,其中语气、态度等会直接影响着故事的真实程度,使读者在解读故事“怎么样”时做出随之而动的判断。乔叟在《故事集》中天才地运用了这一手法,创造性地让故事在最合适的声音中形成,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前人,如卜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这一创新使《故事集》向着现实主义迈出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一大步。另外,用宗教朝圣作为《故事集》展开的背景也透露出作者的现实主义倾向。因为中世纪不仅是一个用宗教阐述人生最流行、最正统的时期而且也是一个宗教朝圣最热心、最普遍、最必要的时期。 21 朝圣的二重性波兰裔作家———米兰·昆德拉说“哲学和科学;忘记了人的存在,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更为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塞万提斯而形成的一个欧洲的伟大艺术不是别的,正是对这个被人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勘探。”[6 ] 这个“被人遗忘的存在”显然是指“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无疑集中在社会生活上。因此,探知、再现人的社会生活就成了文学创作的主要课题。乔叟的《故事集》一改前期写作风格:从个人天地走向社会生活,从内容窄狭走向内容丰厚,从形式单一走向形式繁多。《故事集》的突破与超越,为乔叟再现社会生活这一广阔的历史画面提供了保证。朝圣是一种宗教活动,这在有宗教信仰的欧洲是司空见惯的。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朝圣文学,在宗教文化尤为顶盛的中世纪几乎是人人皆知的文学样板。但朝圣是有象征意义的。基督教的朝圣象征着赎罪。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人类是失去了家园而在尘世上接受惩罚的罪人。为了重返上帝的王国———人类最初的家园,人就必须赎罪。“但人与神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的距离,形象化说来,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8 ] (p26) 不过,人可以通过朝拜圣徒来实现赎罪的目的。因为在基督徒眼中,圣徒正像“显贵达官能代平民直接向君王陈情一样,他们也能将人们的祈祷转呈在神的面前,人们可以向圣徒祈求”。[9 ] (p54) 基督教的这种教义无疑是把人视为向上帝回归的香客。在基督教盛行的中世纪,朝圣不仅仅是人生活的主题,而且也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这样的历史条件催生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宗教象喻文学,并在积淀中形成了强大的文艺风气。而文艺风气一旦形成,它便成为一个不甘寂寞的参与者和塑造者, 这在乔叟的《故事集》中留有明显的痕迹。比如, 和英国现实不相吻合的“总序”中的景色描写就是作者模仿当时模式文学(stereotyped literature) 的一个明证。另外《, 故事集》结尾时的总结更是清楚地表明了作品所蕴涵的宗教含义:“ ⋯⋯对不起我的故事不入韵。/ 好故事散文照样能办事,/ 用来结束我们的故事集。/ 愿耶稣慈悲为怀赐智慧,/ 指引大家走路更完美。/ 行朝圣光荣宏伟通天国,/ 耶路撒冷定不会错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把《故事集》归入宗教文学,因为作者的意图不是在探讨宗教神秘、圣徒事迹或者天堂地狱等, 而是用带些风趣幽默的口吻再现社会现实。乔叟选择朝圣为故事背景,给作品赋予了象喻文学的特色而使其在理解上具有二重性。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乔叟的现实主义因具体的历史条件、文艺风气的不同而呈现出时代特色, 他的现实主义似乎与个人化的写作风格关系不大,主要体现为因因相袭的写作模式。乔叟在用心模仿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和中世纪的其他作家一样,有意或无意地模仿了模式化的写作手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Betty Radice 说,“故事集在当时很普遍,但只有乔叟才抓住了这一简洁的手法,取得了自然的可能性、心理的多样性和叙事趣味的广泛性。”[9 ] 3、故事的虚构性《故事集》是一部没有按计划写完的杰作(计划中的故事约128 篇) ,已写成的故事(24 篇) 在排列顺序上也可能不是作者的本意。和“总序”相比,24 篇故事是由24 位个性鲜明的叙述者讲述, 取得了绘声绘色、风趣逗人的艺术效果。概括地说,这24 篇故事可分别命名为:《韵文传奇》、《民间趣闻》、《圣徙传》、《布道和祈祷》。《韵文传奇》包括骑士和平民地主的故事。骑士故事中的帕拉美(Palamon) 和阿赛特(Arcite) 是典型的模式化人物,他们所争夺的爱情化身艾美丽( Emelye) 既空灵又缥缈,明显是幻想多于现实,“给希腊的故事配上中古的背景,当然是时代错误的。[3 ]p99 平民地主的故事在远离现实主义上比前者更有过而无不及。可以称为“民间趣闻”(fabliau) 的有磨坊主的故事、管家的故事、商人的故事、伙食采购员的故事、托钵僧的故事、差役的故事、船员的故事。这些故事主题单一,叙事雷同,“尽管乔叟用这类故事时中世纪的英国几乎找不到,但法国却很多。这个名称也是来自法语。”[10 ] 这类故事明显是为了取悦贵族阶级,它们的预测性很强,除了博得当场一笑外,没有多大的现实性。可以归入“圣徒传”的有医生的故事、尼姑的故事,修女院院长的故事,律师的故事,学者的故事。和骑士文学一样,它们虽然有细节描写,人物刻画,情节发展,但虚构多于真实,模仿多于创新,很难说是现实主义。最后可用“布道和祈祷”概括的故事有巴斯大嫂的故事,卖赦罪符教士的故事,扈从的故事, 乔叟的故事,跟班的故事,堂区长的故事。巴斯大嫂的故事一开始就把听众带进了亚瑟王时代的英格兰,人物是精灵和妖怪,说不上现实性,用意上是一篇寓言。教士的故事显然是一篇劝世文:人物无名无姓,事件类化空洞,背景难以确定,现在时多于过去时。扈从的故事直接取材于东方传奇。由乔叟本人讲的托帕斯爵士的故事是对当时流行的韵文传奇的仿拟,脱离实际,凭空捏造。乔叟自知没趣,旋即又讲一个梅勒比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篇道德大辩论,显示一位先知的博古通今。辩论中引用的圣贤先知如所罗门、圣保罗、耶酥、圣奥古斯丁等多达14 位,故事的女主角以“矜持”命名,使故事成了格言警句、道德箴言的大演习。修女院教士的故事是一篇动物寓言, 类似伊索寓言,寓义是说话要谨慎,以免遭祸殃。快到旅名教士和他的跟班。跟班的故事很快气走了他的主子。从这一点上看,跟班的故事也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