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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玲的《阿毛姑娘》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揭示出不同的时空中，社会转型期间，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吸引、觉醒的乡村女性对于幸福的苦苦追寻，和这一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窒息的独特的生命形态。两位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鉴照出两位女性主人公所生存的典型环境、性格深层的差异。一个是对“自我的他者”的审视，一个却恪守无动于衷的原则，追求着“神圣的客观性”。丁玲的《阿毛姑娘》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虽然处在不同的时空中，但都深入细致地揭示出社会转型期间，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吸引、觉醒的乡村女性对于幸福的苦苦追寻，和这一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窒息的独特的生命形态。在她们的人生悲剧中，涵藏着她们时代的悲剧，其中的理想精神召唤着人类灵魂对于生命攸关的感情上的温暖永不泯灭的质疑和守望。丁玲的《阿毛姑娘》刊载于1928年的《小说月报》的头条位置，时值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则完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853-1856年之间。一个含蕴着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一个却是对历史的讽刺的写照。当二十年代早中期，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等乡土派作家的“侨寓文学”以朴实、深沉的笔墨，冷静中含着悲悯与激情，审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东南沿海宗法制农村，在资本主义殖民势力侵袭下，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异以及人性在本土与外来的双重异化形式中的扭曲时，丁玲的《阿毛姑娘》却在这一过程中“体贴透视”出在中外文化的交流撞击中，在都市文明对于乡村文化的扩张与挤压中，现代中国的乡村女性从物质出发所进发的一线精神光明、一点生命灼发出的理想之火以及合乎历史必然要求的欲望的清新。这是一个城市知识女性对于“自我的他者”——乡村女性的内心生命世界大胆热情、清新明丽、细致深沉的看取。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端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横绝今古的浪漫主义精神，在绵延了几千年而不绝如缕的传统文化内部激起了强大的冲击波。然而，现实中国急迫的问题太多，历史不可违拗地匆匆向前，“五四”浪漫壮潮到了1924年也就差不多趋于尾声，一场更切实的社会变动已经展开。时代转换之际，消歇的“五四”浪漫主义情愫却在中外文化的冲撞突变中，积淀于社会的“低级人物”阿毛的生命情态中，燃起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光。 “现在”①的环境促使她涌动起生命的春潮，然而广阔无边的社会历史现实又箝压着她这颗异常孤独、倔强和执著的灵魂。就在历史的多层面性对人物心灵的围困束缚中，才压抑出人物心灵深处积聚的人性光明——由于理想之光的照亮而萌发的对于和生命悠关的感情上的温暖的永恒追求，表露出湮没于历史深处而超越时空的现代意识：乡土中国对于物质精神文明现代化的血液般生生息息的追求以及超前的女性自我意识。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丁玲可贵的平民意识和把握连续不断的历史生活之流的“男子丈夫气”。丁玲之所以要以城市女性知识者的眼光反视这样一位生活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强烈冲击的，由偏僻的乡村迁移到西风东渐的中心地带上海、杭州等大都市边缘生存的村姑形象，召唤着伦理暗夜中，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与中国现代化命运紧密相关的女性心灵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日常生态的自我展示。展现出醒觉后的乡村女性对于传统的男性生产方式的反叛。传统男性化生产方式强调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是有报酬的劳动而不是家务劳动，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人的力量。这一形象如此独特的生存经验也许只有在视域融合中，才能发掘出这不同时空中，两位女性主人公灵魂的悲剧及其深广的时代内容：不安于命运，而孤独一遐想一追求一死亡。在这“独特”的生存经验背后，是两位作者对于社会的“低级人物”的生存方式感受与体验的深和细，以及其中内含的“观察与分析的奇异力量”。尽管阿毛生活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爱玛(她的社会称名是包法利夫人)则活跃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尽管爱玛在青少年时期曾接受过贵族式的修道院教育，阿毛则“无知无识”，但她们却都是生活在各自国度里浪漫主义退潮(阿毛所处的时代则是“五四”运动落潮期)、时代转换之际、大都市边缘、城乡结合地带的农家女儿。私人性或个人性的女性个体生存的真实体验日益向社会化的过程递嬗，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旧的生活体制的根本矛盾。黑格尔说：两性间的相互关系客观上是“有生命的自然界的顶点”，因为两性在这种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类属的统一性，亦即这种关系表明“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性”。爱情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一心理内容决定于社会发展的水平。两性间关系的和谐与不和谐折射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由僻远的乡村嫁到都市边缘的阿毛在初尝了人生的喜悦之后，经历的一次城市之行，改变了她认识现实的个体尺度，因此而成为她生命中重要的事件： “阿毛就由于这旅行，把她那在操作中毫无所用的心思，从单纯的孩提一变而为好用思虑的少女了”她的心充满惆怅，一如孤独寂寞、满脑袋浪漫主义憧憬的爱玛的俄毕萨尔之行：“给她的生活里，凿开了一个洞眼，就像暴风雨在一夜之间使山岩裂出一道道缝隙似的”。分明地感到了灵魂的不满足和对别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牵动了她们丰富的生命情调，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人生的缺憾。歌德说：“儿童是现实主义者：他对梨和苹果的存在深信不疑，正像他对自己的存在深信不疑一样。青年人处于内在激情的风暴之中，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内心，于是预感到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变成了理想主义者。”于是，她们陷入“遐想的诗意”，品尝到一种细细淡淡却撩拨不开的孤独，释放在与她们的生命融为一体的大自然里。 “一到夜晚，从远远的湖上，是天与水交界的地方，便灿烂着很繁密的星星，很大的金色的光映到湖水里．在细小的波纹上拖下很长的一溜来，不住的闪耀着，像无数条有金鳞的蛇身在不动的蜿蜒着。湖面是静极了，天空也很黑。那明亮的一排繁星，就好像是一条钻石的宝带，轻轻地拢住在一个披满黑发的女仙的头上，阿毛是神往到那地方去了，她知道那就是城里……”。 “她(包法利夫人)窗子下面有箱蜂，有时蜜蜂在太阳光里来回飞，碰在玻璃窗上就像一颗颗金色的弹子在上面跳动似的。那时侯是多么快乐!多么自由自在!充满着多少希望和梦想!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遐想的诗意使她们进入这种“金色”的心理态度，使意识保持觉醒。旧的生活方式或生产方式及寄寓其中的伦理道德已无法契合她们活泼的心灵激荡，而失去了生活的依凭。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个性的成长，使她们经历着主体心理的裂变，追求着高于现实物质层面的别一种人生的情味，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她们与平庸、昏黑的日常现实区别开来。然而，有别于众人的人生追求与时代和周围环境不相和谐的沉郁，现实道德与理想道德的矛盾冲突，却使她们徘徊在心理的明一暗之间：“心理的明一暗就是退想，一种平静的、使人安宁的遐想，这种遐想忠实于自己的中心，并在中心被照亮，没有在内容上受到压缩，而总是有些溢出到外面，把它的光染在昏暗之上。”0合乎历史必然要求的心理欲望构成对历史情境的批判和超越。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西方文明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如此强大，如此普通。以至它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它的牺牲者的生活——以一种内在的方式，影响了个别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行为、观点以及感情，触动了不曾为外部的物质力量所触动的人类灵魂深处的心弦。”“欲望” 的无法满足和搁浅成为一种巨大的情感张力，紧紧压迫着她们敏感纤细的灵魂以血肉之躯弹奏出凄婉欲绝的生之哀曲。阿毛渴盼着更高更美的生活的希望凋落在历史发展滞后、“家”的泥淖里。种田、养蚕等传统生产方式都不能提供支持阿毛欲望的现实途径和一丝梦想成真的欲晓曙光。 “并且，当她一向他(小二，阿毛的丈夫)说起种田不好时，他也要骂她癫。他问她到底要做什么事才好，她又答不出话来。”执著、朴挚，在母亲一样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阿毛，凭着天生的敏感和生命的激情，触摸到了制约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经济。从旧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里断裂出来的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