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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困顿不堪。同在一个屋檐下，爱玛和包法利的生活观念、思想情绪、情感本质却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男人的包法利不可能明了这种差异的实质，旧的道德观和宗教观阻遏着她活泼的欲望和生命自由的冲动。就在这样的时刻，鲁道尔夫 (还有莱昂)变成她想象中传奇般的骑士。她直觉到了社会文化变迁的诱惑，但她还是把自己的希望与梦想寄托在另一个男性的身上，即她认为能够把握社会生活变化的高大、健美、强有力的男人。突破道德约束的爱玛感受到了感情冒险的巨大兴奋和心悸。那长久地自我束缚，灵与肉处于抑制状态，干燥枯闭的心如卷曲的莲完全打了开来。然而，她生命中的光亮却越来越幽淡。饱经欲望折磨的爱玛不无悲咽：“为什么她生活里老得不到满足，依靠在什么上面什么就垮掉?”在爱玛的潜意识里，她不可能像男人那般自由、独立地拥有现实的物质基础——钱。贵族时代的浪漫习气、资本主义阶段的虚荣消费深深地牵绊着她想要高飞的翅膀，以致于沉埋在闺阁中的脂粉气里，无法实现个性的辉煌和生命的尊严： “她的心思不断飞到那所房子里去，就像金狮客店的红脚白翅膀的鸽子不时飞到这房里的屋檐沟里来一样。” 就像这只鸽子，事实上，她从来未能跳出她的生活圈子之外：一方面是她的孤独、忧伤、寂寞；另一方面却是黑影幢幢中商人鄂梅、勒儒的乘虚而入，还有鲁道尔夫和莱昂。包法利夫人就像被握在手里的鸽子，无法拥有那翱翔在蓝天中的响亮的鸽哨。相反，在爱玛周围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网里，鄂梅、勒儒从社会经济生活中挤压她，鲁道尔夫、莱昂又从心灵上剥夺她，剥夺了她遐想的诗意。在这灵与肉的搏突中，只有老农妇那“干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就像一只褐红色的干瘪了的粗皮苹果”才能把爱玛心灵的颤栗融入；“她脸上带有近乎修女的那种严峻表情。没有凄伤或感动的神情来缓和她暗淡的目光”。农业评比会实际上展示的却是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农民(女性)从肉体到精神上的被欺凌与被剥夺。以此作为爱玛和鲁道尔夫谈情说爱的场景，正是一种绝妙的写照。福楼拜在此表明了对历史转折时期道德可能性的探询。走投无路之际，她的脑子里起了一阵轰毁，在主观想象中被悬置的日常现实又猛烈地冲撞着她清醒的意识。现实中重重的束缚与围困终于把她逼到了生存的边缘处境，她已精疲力竭，“她的脉摸起来就像一根崩紧的线，一根就要崩断的琴弦。”这是小人物不甘于沉沦而奋起抗争的生命颤音。萦绕在她生命中的晚祷的钟声柔和而凄迷，振聋发聩地映带出她周围的黑暗。福楼拜声言：包法利夫人“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 无望的郁结，阴郁的受挫感引起她们的灵魂震颤和情绪波动，从而更深刻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不安于现状，然而又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和社会把她们逼人生存的边缘处境，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愈合的创伤。“活着，还是死去”，这古老而又常新的生存疑问紧悬在时代转换之际的阿毛和爱玛的头上。强烈的生之欲望因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一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必然导致她们的死。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悲剧出现在斗争、胜利和挫折之中，出现在罪恶里，“它是对于人类在溃败中的伟大的量度”，“悲剧呈露在人类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里，它代表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爱玛的一生就是一曲雄浑的交响乐。在她生命的终了，瞎眼的叫花子的歌声才融入那火辣辣的灼热。困扰爱玛的灵与肉的二元对立也许在瞎子的歌声里可以得到解释：全部原因只在于她的盲目。她生命中执著、倔强地追求的主旋律却在阿毛——这位中国村姑的心中引起共鸣，和着她们灵魂的震颤回荡在人类对于物质丰裕、精神愉悦即灵肉一致的永恒疑问中，乡村女性的悲伤与城市现代女性的哀痛揉搓到了生命的深处。在阿毛的人生轨迹中，更多的是物质的贫困造成的心理的悲凉。这是一位被奴役的女性以觉醒者的目光，对于尚处于盲目中的农村女性生命形式的反视，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变动的质疑和反思：“按理说人应该有幸福，然而为什么却得不到呢?”丁玲正是以此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人性量度，来描绘她笔下的新女性的。在包法利夫人灵与肉的搏突与分裂造成的生存悲剧中，隐蔽着福楼拜对于灵肉是否一致的思考和对人类苦难的拯救，究其更深层的原因也在于“小人物”物质的贫困。只不过作者藏起自己的感情，含着尊重，直追其生命形式的一致性，显示出冷静中的激情与讥讽。而对阿毛单纯外表下重重叠叠心理纷扰的剖析，丁玲在热情中带着愤激与控诉。两位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鉴照出两位主人公所生存的典型环境、性格深层以及写法的差异。爱玛和阿毛作为时代转换之际、大都市边缘、城乡结合地带的农家女儿，相近的人生区位，使她们有着相似的性格核心与人生轨迹。但是，她们毕竟处于不同的国度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圈内，乡土／城市在爱玛和阿毛的生命中织出不同的经纬。爱玛身为农家女儿，并不像阿毛那样无知无识，而是在少女时期接受过贵族式的修道院教育。这使她年轻的心对“爱情”充满朦胧而又浪漫的不竭的幻想，这幻想给她的生活场景填充上很富丽，也很荒唐的色调。和包法利结婚并没有为她带来如期的愉悦与快乐，相形之下的失落使她的生活梦想更深地萦恋在有关“爱情”的梦想上。包法利夫人在传统男性社会的“看与被看”中僵硬、凝固，爱玛的追求在鲁道尔夫的讥嘲的笑声中定格而失掉了浪漫。爱玛自以为读过书，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便一意地追求着浪漫，但这只是一种浪漫的，摒弃了理性和与外面世界对话的冲动，或者说这是理性世界(男性的)对这种感性追求的刻意遮蔽。爱玛也恍悟自我的游走与迷失，然而，与男性世界的对话式的对立关系已面临终结，生命已濒临死亡。因为，“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爱玛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现实环境与她是分裂的。对包法利夫人来说，乡村是她努力要摆脱的生命原初的场景，城市则成为寄放她富丽而又荒唐，奢靡而又浪漫的“爱情梦”的乌有之乡。讲求消费的城市似乎为爱玛提供了反抗传统男性化生产方式及其道德的生动场景和理想，然而，嫁接着爱玛“爱情梦”的城市的基础最终还是操控在商人勒儒、鄂梅，情场老手鲁道尔夫等人的手里，而在其上则是一整套严密有序、庞大冷酷，了无人文主义温暖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阿毛的生活环境并不具备像爱玛那样结婚生子后还去寻找情人的文化氛围。阿毛丰满、蓬勃的生命力在城乡结合地带得到自然的生发，肉体鲜活的存在圆实而丰满，由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吹袭萌发出朦胧的女性自我意识，生命的自然冲动由于不受生育的阻遏反而使意识处于最大量的意识状态之中。然而，阿毛身后的乡土中国以其独特的伦理文化传统阻滞着她不安于现状的足步；城市以它特有的现代生活方式唤醒着阿毛，又拒绝着阿毛。几种意识的交织使阿毛感受到自我生命的压抑和内在焦虑。在此，丁玲表达了她超前的女性意识：妇女从历史客体、中性力量上升为历史主体。阿毛用她的眼睛在看，用她的心灵在感受，是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个体，而不是被安抚的寂静的听众和受启蒙的对象，在《阿毛姑娘》中，叙述人的视角和第三人称“她”的视角是相叠的，她们在对话中互相交往、互相理解；对“自我的他者”的审视，即是对“我们”的确认。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女性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过程，在对现存秩序表示质疑的同时，也在建构着新的文化传统，这也是阿毛区别于爱玛之处。由贫穷的山野来到城乡结合地带的阿毛虽然喜欢和有着银铃般笑声的三嫂一起做活，但她的目光并不局限于此，她看到的融融春色中那位少女和男友结伴而行，向山村别墅走去的背影给她留下了响彻云霄的余韵和回味。在“看与被看”中，另外一个城里男人的一瞥深深灼伤了阿毛沉浸于“遐想”的心灵，使她由理想的梦境中跌人到现实；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那位城里来的年轻姑娘的深夜小提琴声激起阿毛更深的生命悲感。城市之行时，听到小英哼唱的《国民革命歌》起了反感的阿毛，做着拥有金钱和另一个更有力的男人的臂膀的梦，将如何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都市边缘生存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