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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汤姆叔叔的小屋》自1852年起一直都是文学界人士诸多评论的焦点,它在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已经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考验,实已无可厚非。但是,小说中浓郁的宗教说教气氛与其激励民众奋起反抗的政治力量之间似乎存在着令人费解的矛盾,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奥古斯丁这个人物形象,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利用这个角色来解决小说内在的分裂性矛盾,如何通过他来传递作者自身的政治观点。虽然曾经一度被学术界遗忘,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以下简称为《汤》)却仍然是个产生种种歧义见解的源泉:在当时,由于它对奴隶制、奴隶主以及黑奴生活的淋漓尽致的描述;在当今,由于它所衍生出的种种有关文学价值、种族、性别、宗教以及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但无论如何,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考验,谁也无法否认它在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许多评论倾向于把此书看作是部黑人的解放宣言,评论家们把大量的笔墨用在屈从温顺的汤姆叔叔或桀骜不逊的乔治身上, 也有一些评论把目光对准汤姆身边的黑人女性形象,但几乎还未有人关注到小说中部才出现的奥古斯丁·圣·克莱尔这个白人奴隶主形象。奥古斯丁作为汤姆所遇见的第二个慈善东家现身于小说第15章,却又在第28章即将还给汤姆自由之身之时在一场无关紧要的劝架中不幸遇刺身亡。这个看似斯陀夫人笔下一个匆匆过客式的人物,实是作者叙事计划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是作者本人的宗教与政治思想矛盾的集结体,是作者在这场与奴隶制作斗争的圣战中的一个化身。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斯陀夫人所塑造的这个具有强烈是非感的白人奴隶主形象,说明作者是如何利用这个角色来解决小说叙事计划中出现的困境,如何通过他来传递作者自身的政治观点。一在为1878年版的《汤》作序时,斯陀夫人认为: 这个故事与其说是她创作的还不如说是上帝的旨意。[1](P29)但是,这种错觉和她开始创作时的激情表白似乎不大相称。当时,她看完弟媳爱德华·比彻夫人的来信,催促她“写点东西,使得全国都认识到奴隶制是件多么可诅咒的事情”,她站起身来,坚定地说:“我要写。只要我活着,我一定写。”[2](P199)这两个有关小说创作主题的时刻恰恰体现了小说内部存在的两股相互矛盾的力量之源:一是来自个人意志的力量,一是上帝主宰之下个人的无能。在对奴隶制的无情抨击中《,汤》就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上下波动,不但戏剧化了人类为寻求对待以及对抗奴隶制正确方式的努力,也戏剧化了人类如何协调且领悟上帝赐予个人正确角色的斗争。在叙事结构上《,汤》中这两种相互对立力量的冲突体现在斯陀夫人笔下人物、事件和观点的对比中。在大量的对比参照中,斯陀夫人创造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圣·克莱尔———奥古斯丁与其孪生兄弟阿尔弗雷德,两个黑奴———汤姆和哈里斯; 两个小孩———伊娃和托普希;两条线索———汤姆的南行路线和哈里斯的北行路线,一个逐步深陷于奴隶制,一个逐步接近自由;两种对奴隶制的反应———哈里斯的积极暴力对抗与汤姆的被动忍让接受。正如詹姆斯·汤普金斯所评“: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每个场景,每个事件,最终都可以从与其相对的人物、场景和事件中得到解释。”[3](P136)这种评述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使得斯陀夫人的叙事策略显得扑朔迷离、含糊不清。实际上《,汤》并不是一个挤满对立参照物的浑浊泥潭,而是作者精心设计而成的一个参照物两两抵消平衡的模式。如果说这部小说存在着某种分裂性,那也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致,是斯陀夫人对其文本的顽强控制所致,或者简直就可以说是上帝的旨意所致。但是,在小说的最后关头,这种分裂性似乎超越了斯陀夫人的控制《,汤》再也无法调解自身种种相对立的矛盾力量而被撕成两半,恰如奥古斯丁的自我评价“:理论高达天国之门,行为却停留在俗世尘埃中。”[4](P307)此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奥古斯丁做出这种自我评价时的语境以及说话者自身所处的境地,因为这里面隐藏的是深入理解斯陀夫人创作《汤》这部小说的意图的关键。奥古斯丁———小说中最具分裂性的人物,惟一能够领会奴隶制内在根源并正在为解决问题而采取措施的一个白人奴隶主———在做出这种自我评价之前刚刚预言了一个“最后审判日”,一个被压迫大众奋起反抗的时刻。奥古斯丁虽然不能明确地预言奴隶制以及禁止对黑奴施行有效的普及教育制度所将导致的后果,但是他能肯定这一点, 即“全世界的人民大众都在纠集力量,最后审判日早晚总会来临。这种现象在欧洲、英国和我们国家都在酝酿之中。我母亲以前常跟我谈起一个即将来临的千年盛世,那时,耶稣将要作王,万民都将享受自由和幸福。”[4](P307)而对于斯陀夫人来说“,最后审判日”还意味着上帝的到来,它象征着一种分离。因为在那天,那些该受到谴责的与将被上帝解救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那些住在“俗世尘土”之中的(如严酷残暴的奴隶主海利和莱格里)和那些已经到达“天堂之门”的(如虔诚善良的汤姆和伊娃),都将被分离开来。这种千年精神使得斯陀夫人和她同时代的人深陷矛盾之中。因为,如果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上帝计划中的一个部分,那么人类行为的作用就变得让人怀疑。因此, 斯陀夫人虽然看似已捕捉到革命者的形象,如她对哈里斯如何机智勇敢地抵抗捕奴者的描述,但她却无法全心全意地赞同他这种英勇的暴力抵抗行为。因此,哈里斯和汤姆再次形成鲜明对比:哈里斯的逃亡所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蓄意暴力行为和汤姆越来越纯洁且有效的和平主义方式。斯陀夫人赐予汤姆的不反抗(而不是哈里斯的反叛)一种无限大的力量。而联系哈里斯与日俱增的愤怒与汤姆圣人般克己行为这两个片断的枢纽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小说内部这种分裂模式的代言人与象征。作者在他身上开辟了一个小说中所有对立倾向的对抗战场。《汤》的突破性就在于它能使这些对立力量互相调和相容,把人类的行为与上帝的审判相结合,从而使人类行为的发展得到抑制,使得上帝的审判被赋予新的生命力。而这一相结合的计划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对立与分离来完成。但是,斯陀夫人似乎关注的是如何赢得 “不动干戈的胜利,无须争夺的王冠”[4](P395),而一直回避着有关抵抗与否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斯陀夫人本人,也困扰着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答案的读者们。二无论是出于种族主义的动机与否,斯陀夫人的确以基督的名义让全人类解除武装,审判代替了行动而成为小说中人物处理世事的主要手段。虽然斯陀夫人在小说中用意颇深地描述了奴隶制阴影下的种种生活现象,但是,她主要关心的是审判而显然对采取行动感到不安,最终似乎还是放弃了抵抗而热切地盼望着审判日的到来。她在小说结束语中戏剧化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个人到底能做些什么呢?”[4](P591)她的回答是“:至少有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保证自己有是非感。”“是非感”因此而成为上帝预选的一个标志。一个人必须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将在世界末日得到同样的审判。也就是说“,是非感”成为“分别绵羊和山羊”[4](P414)的手段,成为区分好人与坏人的办法。但是,斯陀夫人的创作意图是否就是如此简单?她是否想在小说中扮演上帝的角色?其实不然。她是在一场艰苦的圣战中祈求上帝的帮助。为了在这场圣战中取胜,她必须使小说简单结构的假相复杂化,必须让小说的逻辑条理从内部受到威胁。因此,她在小说进行到了二百多页之后引进了奥古斯丁·圣·克莱尔这个人物。奥古斯丁就像是矗立在汤姆和哈里斯之间的一根柱子,一方面无法采取行动,一方面又无法被虔诚的信仰所救。他成为小说中心困境的一个代言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个同时困扰斯陀夫人本人的问题正浮出水面。当姐姐奥菲丽亚责问道“:你对这种事情怎么能不闻不问呢?怎么能置之不理呢?”奥古斯丁回答道:“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里, 一个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除了把心横一横,尽量不闻不问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4](P290)对于斯陀夫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多年以来,她一直避免阅读任何有关或涉及奴隶制主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