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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认为这个主题太黑暗且令人痛心,太费解且难以解决,它完全超越了人力所及,所以阅读和思考这个问题实为徒劳无益。就这样,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如同斯陀夫人本人,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问题的庞大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所导致的思想麻痹与必要采取行动的冲动相矛盾。而在小说中部,作为基督教博爱精神象征的小天使般人物伊娃被一种奇怪的病症夺去了生命。这种病症就是个无法采取行动的无奈象征,而伊娃的死就是上述矛盾的一种体现。奥古斯丁与斯陀夫人似乎在问: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是像伊娃一样悄悄地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还是像她父亲一样无能为力地坐在她的灵床边? 根据感伤派小说的传统,斯陀夫人已把笔下的人物加以重重束缚,形成一种“无力采取行动” 的状态,使得受压迫的感觉比反对压迫的行为显得更为重要,使得眼泪比逃脱或得救更为重要。这就好像一个被监禁的人眼睁睁地看着野兽从母亲手里撕扯走孩子却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一样无奈。眼泪或同情是这种伤感小说所期望产生的一种反应,而另一种反应就是辨别是非,做出审判。如果我们对孩子和母亲感到同情,难道我们不会对野兽感到愤怒吗?更何况斯陀夫人当时所处的境地:她面对的不是一只没有理性的野兽而是一群由具有思维能力的人所组成的国家。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我们被监禁被束缚或自以为如此时才会产生,否则的话,任何具有是非感的人都会冲过去,寻找改变这种结果的途径。因此,在当时欧洲革命浪潮的汹涌波涛之中,斯陀夫人显然意识到了美国所面临的暴力革命的威胁,她借奥古斯丁之口道出了心中的焦虑“:我们的制度是用野蛮和残酷的方法教育他们。我们现在正在割断一切伦理关系,使他们变成毫无理性的野兽。一旦他们占了上风的话,就会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4](P356) 正是这种隐现在人类尤其是黑人奴隶未来前景中的暴力行动给斯陀夫人带来了心灵上的不安,这种不安促使她希望通过神的旨意来控制这种无法控制的局面。因此,奥古斯丁口中的“一系列革命”实际上是“最后审判日”在俗世的体现,对它的期盼贯穿着整部小说。就连奥古斯丁这个已意识到现世革命可能的人也从有关永世革命的文本中引用了一大段文字“:当王在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时,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王又向左边的人说‘: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这些事你们既然不做在我这些弟兄中的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了。’”“圣·克莱尔对后面这段好像感触特别深,心里仿佛在咀嚼这些话的涵义似的。‘汤姆,’他说, ‘这些人受到这样严厉的惩罚,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跟我的没有什么两样啊……’”[4](P414) 可见,奥古斯丁对这段文字的感触并没有停留在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上,而是把它和俗世间人们的道德品行相结合。他已意识到这些人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没有积德行善,因此,在《马太福音》最后审判日一章的激发下,奥古斯丁不想再“把心一横、不闻不问”了。他认为:“一个一贯表示笃信基督教的人非全力以赴地跟这个已变为我们整个社会基础的可怕而不平的制度作殊死的斗争不可;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4](P418)此时,奥古斯丁已冲破了单纯“是非感”的束缚,已经打算投身于现实生活中的“最后审判日”,投身于反奴革命中。三小说的发展随着奥古斯丁思想上的转变到达了一个紧要的关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节骨眼上,审判和行动要么合并,要么分开。奥古斯丁/斯陀夫人这个共生体似乎也面临着隔裂的命运。《汤》原是像作者一样无奈,无法采取行动,但现在看来似乎准备把上帝的审判抛在一边,冲出重围,从野兽嘴里抢救出孩子。奥古斯丁———这个既不属于被诅咒类型又不属于被上帝拯救类型的人物,现已兼备斯陀夫人赋予女性的同情心以及赋予男性的活力。他不仅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还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此时,他也面临着一个做出正确决定的紧要关头。斯陀夫人好像给了奥古斯丁一个前文所未出现的选择。在奥古斯丁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解构《汤》的严格对立系统的可能;他似乎可以融合那些原属不同类型人物的特性,从而使审判在小说中占据的主宰地位土崩瓦解。总之,我们可以感觉到,奥古斯丁完全可以做出一些什么事情———只要他还活着。但是,他死了,在他第一次无效的斗争企图中被杀了。从此,汤姆的命运和小说一起陷入了一个无法逃避的漩涡,越来越远离俗世的光和希望。奥古斯丁的死反映了斯陀夫人在超越自身性别局限方面的失败或是不情愿。如果奥古斯丁可以把女性领域里的正义感引入男性领域的正义行为, 那么作者设置的严格“区域”限制就将被废除。但是,奥古斯丁不能存活,因为斯陀夫人最终不愿意在小说中认可他所体现出的那种激进的矛盾冲突。奥古斯丁好似悬浮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因其自身类别所属的不确定而危在旦夕。如果把他从作者精心设计的对立矛盾中解放出来,他将破坏审判在小说中赖以生存的双轨体系。奥古斯丁对社会与经济压迫的理解使他已有能力挖掘出隐藏在北方奴隶主或是所有美国人身上自欺欺人的恐惧,已足以使他超越自身的是非感。因此,斯陀夫人只允许他的这种干扰性观点片刻存在,然后在其观点全面展开之前就转移了方向。奥古斯丁才刚学会如何去明辨是非,然后出门,然后就被刺中要害,而在他临终前一直呼唤着虔诚信仰基督教的母亲的名字。为了让这部小说能够保存自身, 奥古斯丁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他的灵魂已得到改造,他已看到自己前进方向上的错误,他现在可以安心地长眠于世了。因此,这个转折点最终还是为了支持小说的意识结构而设计,奥古斯丁还是为了作者的虔诚信仰而献身。小说的叙述计划发展得如此滴水不漏,以至于奥古斯丁这个插曲尽管具有变革的潜能,却也只能像小说的其它部分一样,为了逻辑、为了某种原因而安居其位。那么,这个插曲为何能占据着小说的中心位置?原因在于奥古斯丁身上体现出的两种选择。它们可以互为对照物,共同经过实践的检验,然后一个被扔入火堆,一个被众人所拥护而接受。如上所述,奥古斯丁正悬浮于汤姆在肯塔基生活的“天堂”和汤姆在莱格里的路易斯安那种植园的“地狱”之间;他就像是帮助伊莱扎穿越冰河时浮在水面上的冰块,就像是一旦穿越就断裂的桥梁,结束了罪人与得救者之间、世人与圣人之间、现实与永世之间的联系。奥古斯丁的死给他的一生带来了一个缺憾:在参与审判与行动的对抗戏中,为了支持前者,他还是呆在原地做原来的自己。虽然,从奥古斯丁与他姐姐奥菲丽亚的一番对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经济压迫本质的敏锐洞察力,对人类罪行的诅咒和对全球革命的预见与期待是多么的坚强有力而不容忽视,并且它已成为小说作者对待奴隶制和战争的理智与情感的交汇点,但是,作者不愿意去深入探究黑暗的本质,她把奥古斯丁所揭露的黑暗本质定义为“不合逻辑的推论”[4](P306),她更倾向于逃出现世去迎接来生,正如她对奥古斯丁灵床前一幕的深情描述。实际上,作者与她笔下的人物一样正在忍受着同自己的灵魂做斗争的痛苦煎熬,她的希望与现实就是一种矛盾:理论高达天国之门,行为却在尘世泥土中。斯陀夫人在小说中关心的已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一种对生存的恐惧———对于面对一个充满不能忍受的恶行却必须忍受的世界的恐惧,而不是对死亡的恐惧,弥漫着整部小说。四那么,既然《汤》是这么一部弥漫着恐惧气息的有关审判与行动的对立冲突且显然前者已占了上风的小说,它又何以被赋予如此强大的革命力量,并激励着一个战前国家的人民呢?不管斯陀夫人是否愿意接受林肯总统对她的评价“:一个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汤》在它完成之时的确受到了引人注目的热烈欢迎并大大促进了废奴运动的开展。当1901年被译为《黑奴吁天录》传入中国时,此书对唤起国人的觉醒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对于生活在宗教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