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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回顾《圣经》对霍桑从小到大的影响,分析、比较《红字》与《圣经》的对应之处,肯定了《红字》中有圣经文学元素的存在,找出了《红字》与《圣经》在文学方面的契合点,得出了《红字》是霍桑根据自己宗教观对圣经中亚当与夏娃故事的诠释之结论。一、十九世纪的圣经文学《圣经》最初只被当作宗教书籍来阅读,后来又被当作政治、法律、历史书去研究,但自从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兼主教洛斯(Robert Lowth)发现了希伯来诗歌的格律、德国狂风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 (J1G1Herder)认为《旧约·雅歌》是一卷民间恋歌集以后,《圣经》中的文学元素就引起西方读书界对圣经文学性质的关注。十九世纪初,雨果就说圣经全部是诗, 好像海水饱含着盐分一样。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圣经文学”便成了一门学问,很多著名的学者纷纷写出了系统的专著。如,1981年由牛津大学希伯来文教授德莱弗(S1R1 Driver)出版的《旧约文学慨论》就集中了十九世纪各家研究之大成,分析了希伯来圣经各卷的写作过程、材料来源、编写方法和结构,指出其文学载体及其重复、疏漏之处。在这个时期,圣经文学指的是“《圣经》中一批富于纯文学意味的片段,如叙事故事‘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该隐杀弟’‘、诺亚方舟’、‘亚伯拉罕款待三位天使’、‘以撒和白利加’等。这些作品或是情节生动的故事,以真切感人的心理描写塑造人物,以精巧的结构布局谋篇,以多样性的修辞技巧营造效果;或是激情澎湃的诗歌,以特定的体裁和韵律抒发感情,以当时流行的隐喻和象征述说人生和历史的哲理。”(梁工,2003:79) 　　二、霍桑、《圣经》与十九世纪上半叶英美小说的道德教诲功能既然十八世纪中叶时,《圣经》中的文学特质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在十九世纪初已有相当数量的论著,那么它对从小生长在清教徒思想浓郁的家庭里的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 的影响就无法排除。霍桑在《海关》一文中对其在美国的第一代祖先威廉·哈桑就作了这样的描述: 就我的记忆所及,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他 (第一世祖先)表情严肃,鬟鬃有须,身披貂皮斗篷, 头戴尖顶帽子,手持《圣经》和长剑很早来到美洲。先祖迈步在人迹初至的街道上,庄重严峻,亦文亦武,形象高大……他是军人、立法人、执法人和教会首领,集清教徒所有的优缺点于一身。 (兰德尔·斯图尔特,1948:1) 由此可见,圣经在霍氏家族中的历史与地位。 1829年9月初,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在罗伯特舅舅陪同下,被鲍登学院录取。在该学院指南上可查阅到一至四年级各学期的规定必修课,现以一年级为例(赵庆庆,1999:17): 第一学期:希腊文(色诺芬史书)、李维史书、韦伯算术第二学期:希腊文、李维史书、算术第三学期:希腊文、李维著作(五卷)、莫里英语语法、布莱尔修辞、一年学习总复习整个学年:每周的英译拉丁语和英译希腊语翻译作业、个人朗诵、《圣经》片段周末晚诵 (兰德尔·斯图尔特,1948:17) 其中,希腊文、《圣经》片段周末晚诵的开设贯穿了一到四年级的各个学期。从圣经课程的开设时间跨度上看,在当时的大学里《圣经》既被作为一种信仰经典来深化,又被作为一种文学来学习。圣经伴随着霍桑的成长,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 霍桑反复阅读圣经,熟知《圣经》的道德寓意与文学特性。再看十九世纪小说背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美两国,颇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小说是“最高级的道德教诲工具”;小说最大的优点是“以榜样诲人”(殷企平,2001:55)。这一论点集中体现在本时期重要的小说批评家布尔沃·利顿(Bulwer -Lytton,1803-1873)和乔治·莫瓦(George Moir,1800 -1870)相关论述上。 1838年4月和5月,布尔沃·利顿在《每月书评》 (The Monthly Review)上分期发表的代表作《论小说艺术》(On Art in Fiction)中把构思(conception)放在最突出地位,而他所说的构思又要受“道德目的”(moral end )的支配。1842年,莫瓦在写《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 条目时(这其实是一篇长达35,000字的论文),写道: 一部好的现实主义小说必然有其道德目标(殷企平, 2001:55-56)。随后,刘易斯在1865的《批评和小说的关系》 (Criticism in Relation to Novels)一文中始终贯穿了这样一种思想:小说家和批评家同样有指导并教育读者的义务,而这一教育过程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批评标准。简而言之,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及小说评论的主旋律都是强调小说的道德功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霍桑从小到大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均强调《圣经》的道德教诲功能,其清教意识根深蒂固。作为一个小说家,霍桑在重视圣经的道德教诲功能的同时,自然不会忽略圣经的文学特质,事实上, 他一生都在寻找圣经的道德教诲功能与文学特质有效结合的最佳契合点,并以此来影射其宗教信仰与思考。这在他1850年出版的代表作《红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U型叙事结构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从《士师记》中以色列反复背叛与回归的神话情节中总结出了该故事的叙事结构,并将其推而广之,认为在整个圣经故事中存在着一个U型叙事结构,即“背叛之后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诺思罗普·弗莱, 1998:220)。弗莱认为:在《创世纪》之初,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坠落;在人类的始祖坠入一片荒野之后,这片荒野随之逐渐成为该隐家族建立的异教城市,这是人类的第二次堕落;接着便是诺亚方舟的故事,这时,人类的命运落到了U型叙事结构的底部。随着亚伯拉罕从不达米亚的城市乌尔被叫出,并带领以色列人出发前往西部的应许之地,人类的命运开始第一次回升;之后是以色列人再次穿越海洋和荒野,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带领下重新到达应许之地;第三次兴起始于大卫,接着是所罗门,第四次是巴比伦的犹太囚居之民回去重建神殿。就《红字》而言,这种U型结构可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种。主人公海斯特在文章的开头就因为通奸而怀抱婴儿在监狱门前公开受审,与此同时,婴儿的父亲丁梅斯代尔牧师却以海斯特的拯救者的身份在大庭广众之下苦口婆心地“教诲”着这个该社区的“巴比伦”。从霍桑着意渲染的场景来看,在阴森幽暗的监狱门前的这场审判无论是公开的或是隐匿的,都胜过伊甸园里那场审判。但从实质上讲,仍然是那场审判的再现。与《圣经》中的人类始祖一样,本书的男女主人公从此便被逐出伊甸园,坠落从此开始。对海斯特而言,在人群中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并在监狱中与之达成隐匿他身份的协议,正因为她的这个协议才使得日后他与牧师同住一房檐,从精神上折磨牧师成为可能,这是海斯特的第二次坠落;另一方面,牧师因为害怕自己丧失现有的地位和即将飞黄腾达的时机而藏匿罪恶,宁肯在黑夜无人的时候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肉体,这种因虚伪而带来的不真实导致了牧师的第二次坠落。在《红字》的整个叙事结构中,男女主人公在森林中商议远走他乡时二人的坠落达到了U型结构的底部。至此,对罪恶采取隐匿、忍辱、体罚、逃避的办法均被证明失败,在顶天的A字威慑下,主人公开始皈依上帝。海斯特与牧师的每次坠落,都伴随着之后的一次次回升。在公开审判之后,被社会抛弃的白兰通过做针线活与社会间接地有所联系:“她的针线活出现在总督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上、牧师的领结上,装饰在婴儿的小帽上,……”(霍桑,1991:35)。接着,通过对“穷苦人提供其比谁都快的微薄的支援”来更近距离回归抛弃她的社会,实现了她的第二次回升。人们注意到:“海斯特除去呼吸共同的空气,并用双手一丝不苟的劳作为她自己和小珠儿挣得每日的面包之外,对分享世上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