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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 ( Epstein )中的主人公早年夺取了亲兄弟的财产而发家,最后却落得了凄凉无望的晚景;《狂热分子艾里》( E li, The Fana tic )描写了新旧两派犹太人从观念分歧到互为对手,最后酿成律师艾里精神崩溃的悲剧;《犹太人改宗》写的是一个叫奥齐的犹太小学生接受了美国式的教育后对犹太教的教义产生了怀疑,他质疑拉比并以死相争,表达了自己的反叛精神⋯⋯这些人物都是美国犹太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他们的言行和心理令读者耳目一新。而反对者视罗斯的写实手法为“粗鄙的风格和对犹太自我仇恨的描写”, [ 1 ] ( P249)但罗斯决意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1969年出版的《波特诺的主诉》乃罗斯心理现实主义的颠峰之作。这本小说使他的名声家喻户晓并跨越国界。它直接取法于亨利·詹姆斯的心理刻画和对话形式,结合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从潜意识和性心理的角度切入,巨细无遗地披露了亚历山大·波特诺这个犹太青年从童年到成人时的内心世界。他滔滔不绝地向心理医生斯班伏盖尔倾诉自己的“病况”,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代表了传统犹太意识和权威的母亲对他的影响和压抑,二是为了反叛家庭和犹太教的清规戒律而采用了发泄性欲的手法但最终又惨遭失败的经历。通过这个第二代犹太人的自我告白,读者似乎直接进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并感受到新一代犹太青年的痛苦与困惑,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另一方面,由于罗斯所用的直接描写以及故意运用潜意识流露等手法,波特诺的性意识和性行为也“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尽管作者有严肃的主题思考,但这种描写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怀疑罗斯已滑向低级而单纯的肉欲描写。连一直看好罗斯的欧文·豪也站出来说“最残酷的事莫如把《波特诺的主诉》看两遍”, 认为作者在浪费自己的才华,是对艺术世界的亵渎。但也有人称赞它是一部“开创了美国犹太人的新天地”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罗斯本人则辩解说,这是人们一直在做但却不敢面对的事实,他的描写无非是“把本我还给犹太人”。对这部小说中的性描写的评优说劣,各有所据,观点对立,但对于作者在小说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心理的揭示都是肯定的。特别是小说中有一段情节写14 岁的波特诺有一次躲在卫生间里用他姐姐的内衣想像班上一位女同学而用手淫自慰,正在他兴奋不已时,他那个患便秘的父亲因内急而在门外求他先让一下。但波特诺对父亲的请求如耳边风, 死死躲在里面不肯出来。这时他的母亲出场了, 她命令他马上出来并盘查他在厕所里的行为。这一家三口人的性格通过细节描写和对话鲜明地凸现出来,自私堕落的波特诺、飞扬跋扈的母亲和窝囊软弱的父亲,个个栩栩如生,充分地显示了菲利普·罗斯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准确塑造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写作技巧。这本小说于1972年被华纳兄弟公司搬上银幕,为扩大罗斯的名声推波助澜。二、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整个社会面貌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习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在科学技术和物质追求的刺激下出现了新旧交替的态势。文学艺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大众文化的浪潮汹涌而至,几乎势不可挡。早在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学者阿多诺·西奥多(Adorno Theod2 or)和霍克海默(Horkeimer)等就曾预见到这场以电视传播为先导的“文化革命”势必会改变整个社会,他们悲观地认为这种趋势“肯定会强烈地激化大众文化审美趣味贫瘠的问题”,对人们的人格造成“邪恶的影响”。 [ 2 ] ( P61)事实上,许多人在这突如其来的变革中显得信心不足或手足无措, 对文学能否在今后的社会中存在下去抱怀疑态度,有人干脆喊出了“文学衰竭”、“小说死了”等口号,连一些著名的作家如诺曼·梅勒等人也不得不正视现实,采取妥协的办法,改写了一些“新新闻体”之类的作品以迎合公众的口味。在文化产业化的威胁之下,文学创作何去何从的问题是每个作家必须面对的,菲利普·罗斯当然也不例外。早在1970年代末,罗斯曾就媒体强势的现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美国的生活正变得如此超现实,如此疯狂,早已超出了小说家们的题材”, “真实的生活,出于新闻头版的生活,早已超出了小说家们的想像。事实上,小说家们早已放弃了我们这个时代中那些‘性丑闻或政治现象’这类题材的努力,转而构建纯粹是幻想的或自我的世界”。 [ 3 ]也就是说,他认为单靠编织情节的故事来反映现实,吸引读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媒体对现实生活事件的狂加炒作,早已胜过小说对于一般读者的吸引力,“老调子已经唱完。”在这种情势下,罗斯认为只有改变自己。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也是在现代派文学在美国走红之际,罗斯放弃了以往的写作风格,准备走一条能引起读者深入思考的“高端路线”,向现代派方向转型。他本人的阅读兴趣也转向了卡夫卡、乔伊斯和米兰·昆德拉等人。1972年,正当《波特诺的主诉》在西方世界名声大振之时,他却跑到了布拉格去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地。这次欧洲之行,不仅是他思想上与现代派作家的靠近,更是他创作风格改变的标志。同年,他推出了小说《乳房》,这部作品简直可以说是卡夫卡《变形记》的美国版。《乳房》的主角戴维·凯佩什教授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了一个既荒诞又混乱的故事。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重达150磅的女性乳房。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在变形之后仍保留着人的思维能力和心理特征,也能与他人交流情感,但他最大的问题是性欲日炽,必须靠妻子不断地用油膏按摩他已经变形了的身子略解一二,最后甚至要喷洒化学药水才能止欲。凯佩什的变形象征性地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一个异化了的知识分子性苦闷的压力。同样的题材,罗斯随后发表的小说《情欲教授》更为出彩。他存心要打破第一代犹太作家笔下那些受苦受难、恪守教规的“上帝的选民”的传统,还他一个真实可信、有血肉之躯的当代犹太人形象。正如评论家格戈斯对罗斯小说的评语:“如果说马拉默德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犹太人’,那么罗斯想着重表现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人。” [ 4 ] ( P123)小说的主人公仍是那位戴维·凯佩什教授,只是这次他不再变形,而是以一个风流倜傥的教授身份不断地勾引女人。他展开性游戏的对象从大学生到女招待,只要能引起他情欲的女性,他就会紧追不舍。他后来也结婚成家,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情欲的纠缠。这样一个完全丧失了对上帝信仰,对传统道德肆意挑战, 带有性变态式的犹太知识分子,与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中的布鲁姆似乎有着血缘关系。《乳房》与《情欲教授》这两部作品在罗斯的创作中并不显眼,大多数人会注意到它们的性主题或者把它们看成是“对美国商业性文化压力下个人异化的忧虑和关注。”但从罗斯整个创作的轨迹来看,这两部小说是作者尝试现代派技巧的拐点,很容易看出是对卡夫卡和乔伊斯的模仿之作,或许还不是很成熟,但却显示出罗斯创作中别开生面的另一侧。在此10年中,菲利普·罗斯另一部小说《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更值得玩味。小说写的是一位充满了朝气的文学青年塔诺波尔自从与莫琳结婚以后,生活变得一团糟,处处露出了他未老先衰的狼狈相。他在迷惘与痛苦中极力想与莫琳解除婚姻,但种种障碍使他屡屡失败,长达4年的诉讼弄得他心力交瘁,精疲力尽。但最后莫琳却因一桩偶然的车祸死于非命,塔诺波尔才从可怕的婚姻中解放出来。照例,他与情人苏珊之间的障碍扫除了,但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使他完全改变了人生的态度,他再也没有勇气踏入结婚的殿堂。这个故事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卡夫卡的《城堡》,土地测量员K一生向往成为城堡的一员,但这个愿望一直到他临终时才得以实现,对他来说已没有意义。塔诺波尔也一样。他决心逃出婚姻的城堡, 摆脱恐惧的羁绊,但也是“目标虽有,却无路可走”。后来莫名的机遇给了他新的机会,但此时他的心情已如千帆过尽,毫无兴致了。相对来说, 《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更接近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的精神实质,建立在对荒诞人生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契合了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另一方面,这部小说中首次出现了朱克曼这个人物形象,此时的他只是一个大学生,但后来却成为了罗斯在作品中的代言人,特别是在随后的“朱克曼三部曲”(《鬼作家》、《解放了的朱克曼》Z uckerm an U nbound , 1891、《解剖课》The A na tony L esson , 1983)中,作者用他来代替自己, 不断地跨越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自己真实的生活和小说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读者能在人物的背后看到作家游动的影子。三如果说,就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反生活》是菲利普·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