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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说服厄秀拉。但聪明而独立的厄秀拉并没有被他那高深的理论唬住;她认为“这种装出来的男性优越!真是一个谎言” (191)。相左的意见使得伯金对厄秀拉的爱越深,也更无奈。如果从象征的角度孤立地理解这一场景的作用,恐怕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戴维 ·帕克(David Paker)的分析便是很好的例证。他认为,“它们(指猫,笔者注)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小说中人物(以及读者)把它们看作是象征的,然后消失;从根本上来说,它们又是未被解读的,没有象征意义的”(Parker 168)。笔者认为从小说结构的角度,结合小说情节发展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一幕的作用。我们不妨把米诺与母猫的“表演”看作是一幕寓言式的短剧,而小说中安排这一短剧的真正目的是让两位观众发表自己的见解,是为了突现两人之间存在的差异与矛盾的核心。在此之后,小说便围绕这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而发展,直到米诺再次出现(第二十二章),两个人才相互妥协理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将这一场景与野兔场景进行对比阅读,我们不难解读新的、深层的意义。麦辛杰尔(NigelMessenger)在评析《恋女》时曾指出,“病态社会的症候之一似乎就是各种关系中存在着极度的强权,不管这种关系是社会阶层,性别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Messenger98)。从这点来看,杰拉尔德可以说是病态社会的代表。他代表着现代资本家, 在矿场的管理中将强权意识施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与其父亲老克莱奇成鲜明对比);在这方面,他似乎是个成功者(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对女性,他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征服欲; 他曾经非常成功,但在与古德伦的交锋中,却最终惨败。在野兔场景中,杰拉尔德与野兔都异乎常态地具有破坏性的伤害力。古德伦因为手腕被野兔抓伤,“狂暴的残忍涌上她的心头”(310),这使她与杰拉尔德成了同盟。而野兔“在空中蜷成一团,又蹬开来,身子伸成一张弓,真像是神魔附体了”(310);搏斗中,“兔子在剧痛中拼命扭动着,在垂死的痉挛中撕扯着杰拉尔德的手腕和袖口……”(311)虽然野兔被暂时制服了,“伏在地上毫无动静”,可它马上又活了过来,依旧充满着无法压制的活力。“在旧红砖围墙下的青草地上,兔子一圈圈地飞跑着,活像是卷起了一场风暴”(313)。强权、暴力、征服最终是无助于和谐关系的建立的。在这场征服战中,杰拉尔德和古德伦虽为同盟, 但“两人又都讨厌它”(312)。两个人在征服野兔过程的同时,暗中又在试图征服对方。“古德伦陌生迷茫的目光盯着杰拉尔德,其中蕴含着邪恶神秘的表示理解的神情,显得不大自然,差不多是在哀求,就像一只听凭他摆布、最终却战胜了他的动物的目光”(312)。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古德伦与野兔深层次的相似———虽不得不听杰拉尔德的摆布,却最终要战胜他。我们也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暗示或预示两人关系最终的失败。劳伦斯通过野兔与米诺这两个场景,向读者展示了两对恋人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方式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伯金与厄秀拉往往采取争吵、辩论的方式,而这“正是他们克服相互间拒斥的过程之一”(Parker170)。杰拉尔德与古德伦遇到矛盾冲突时,却诉诸更具攻击性的方式———言语、身体、性的攻击。在“野兔”一章的最后,古德伦的话让“杰拉尔德感到她又像是打在了自己的脸上———或者说她是在慢条斯理、一劳永逸地撕扯着自己的胸膛”(314)。在《恋女》中,这两对恋人一对代表着劳伦斯的理想,努力并成功地走向了自由与新生,而另一对则处在另一极———“与其他人一起走向各种形式的死亡”(Parker 149)。野兔与米诺场景正是这种反差与对比的一个缩影。三、小鸟、母马与野母猫场景的线性关系如果我们以厄秀拉为线,以厄秀拉与母马、小鸟与野母猫的关系为纬,便可将这三个看似无关的动物形象及相关场景串接起来,使它们显现出一种线性结构关系。从这种线性结构关系中,从厄秀拉对被压制、受欺辱的动物的一贯态度中,我们可以挖掘出动物形象的深层寓意。古德伦对杰拉尔德制服母马的残忍行为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与态度,而厄秀拉则对杰拉尔德的行为表现出彻底的、毫无保留的反感与憎恨——“他以为折磨一匹马就是男子汉了吗?这是有生命的东西呀,他干吗要欺侮它,折磨它呢?”(141)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对弱者的同情,对男女平等的追求与坚持,这便是她一贯的态度。在米诺与野母猫场景中, 厄秀拉对米诺欺侮野母猫的行为同样感到深恶痛绝,认为米诺“跟所有男人一样,是个恶霸”(190)。在伯金(以及米诺)眼里,野母猫如幽灵与阴影般飘忽不定,“毛绒绒乱蓬蓬的就像是行踪不定的风一样”(191);在雄性的米诺面前,她总是显得那么听话,那么柔顺,并享受米诺的欺侮行为。而厄秀拉则认为这不过是男性优越感的一种表现而已,同杰拉尔德对母马的残忍行为一样,是一种“恃强凌弱的贪欲”(192),都是她所不能忍受的行为。也许是因为《恋女》中小鸟的形象(第十二章“地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象征意义,鲜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但如果我们将小鸟形象置于母马、小鸟与野母猫三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中,其意义与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不妨还是从小鸟象征意义说起。在《恋女》的姊妹篇《虹》中,小鸟“跟彩虹一样,有着结构性象征意义”,“它其实就象征着厄秀拉本人”(殷企平70)。当然,这两部小说虽为姊妹篇,并不存在情节上的连贯性, 小鸟的这种象征意义在《恋女》中也没有延续下来。另一不同之处还在于,《恋女》中的小鸟,不仅仅是与现代机械文明相对抗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与人也形成了某种对抗。此时的小鸟,是被人关在笼子里的囚徒。小鸟的欢叫声影响了人们的交谈,磨工的妻子便“把一块抹布、一件围裙、一条毛巾和一方桌布都搭在了鸟笼上”(169),“反抗的抖动声和扑腾声仍然不时在毛巾下面响着”(170)。在厄秀拉拉看来,与母马、野母猫一样,小鸟也是受压制、受欺凌者;她也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暴力、强权的愤怒,对人与动物、男性与女性之间平等与尊重的诉求———“……不管人类怎样是动物和家禽的主人,我仍然认为他没有任何权力去玷污低等动物的感情”(181)。与其说这是厄秀拉的观点,倒不如说是劳伦斯借她之口发表自己的意见。四、拥有“话语权”的动物与患有“失语症”的动物的对称关系《恋女》的语言特点是劳伦斯研究者关注、探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人物的语言特点,小说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等②,而小说中动物形象的语言特点也同样表明劳伦斯在小说技巧与语言的独特之处。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主要动物形象分为拥有话语权的动物(米诺、野母猫、公牛)与患有失语症的动物(母马、野兔、小鸟),在叙述语言上他们呈现出鲜明的对称性结构关系。前三种结构关系主要是通过动物场景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通过这些动物场景与人物的关系呈现出来,并与小说人物性格与心理的刻画,与小说情节的发展密切相关;而这一组结构关系主要体现在叙述语言以及动物自身的语言特点上,深刻反映作者的价值取向。第一类动物往往与人(或者它们之间)处在共同的平台上,在平等的交流(即便是对抗, 它们也是一个独立的、自在的个体)。在叙述语言上,劳伦斯采用拟人手法,使它们的自在、独立、平等得以前景化;在米诺与野母猫一幕,米诺“慢慢地合上了眼睛,以优雅完美的年轻人的气度站在那里”(190)。它不时地用爪子打着野母猫,在野母猫溜走之后,“它伸直尾巴,白爪子轻快地拍打着地面,装出一副自己做主、快快活活的样子”(191)。这种拟人化的描写,将米诺那种自在、自主的“男性优越感”活灵活现的展示在读者面前。古德伦与公牛对峙场景中这一手法的运用可谓到了极致。在厄秀拉歌声的伴随下,古德伦如此如醉地跳起了达尔克鲁兹舞,舞姿有着某种“下意识的宗教仪式的味道”(213),此时到来的一小群高地公牛“好奇地探出鼻子,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213)。生性怕牛的古德伦出人意料地燃起了一种奇怪的激情,在“强有力的意志”和“符咒的魔力”驱使下,继续跳着舞逼向牛群。古德伦与公牛在对峙中交流着,她如痴如醉,牛群则“又像受了催眠似地呆呆地注视着她”(215)。牛群被赶到了更高的山上后,“……挤在一起在一道崖坡上观望着下面的景象……”,“……格外留神慢慢朝它们走来的古德伦”(217)。如果说劳伦斯探索人物心理与意识时,“似乎是进入他们的大脑内记笔记”(Messenger81),那么他对公牛的描述,似乎是进入了它们的大脑。失语症的动物并非不是独立、自在的个体,但在与人的交往、对峙过程中,却处于绝对的劣势,受到极大的压制,都处于失语状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