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摘要：斯威夫特作为小说家的地位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许是因为他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只有《格列佛游记》一部,而更多的创作是讽刺故事、散文和诗歌,所以他往往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和不完全的小说家”①。本文拟结合其有关创作,透过《格列佛游记》的独特小说形式来探讨它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点,并说明它在西方小说发展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斯威夫特作为小说家的地位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许是因为他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只有《格列佛游记》一部,而更多的创作是讽刺故事、散文和诗歌,所以他往往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和不完全的小说家”①。本文拟结合其有关创作,透过《格列佛游记》的独特小说形式来探讨它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点,并说明它在西方小说发展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一：《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在1720—1725年间参加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时期创作的,是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此前,斯威夫特已不仅在长期的诗文写作中锻炼淬砺出了锐利圆熟的讽刺锋芒,而且在讽喻性故事写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1704年,他发表了写于几年前的《桶的故事》(ATale of a Tub),其主要部分是一个寓言故事,讲一个父亲临终前给三个儿子每人一件外衣,要求他们保持外衣的式样,不得改变,而三个儿子对此则态度不一,行为各别。叙述者开场便宣称这是个古老的真实故事,以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它不仅具有比较生动的情节,而且人物性格非常鲜明。如长子彼得的虚荣骄纵、二子马丁的温和持重、三子杰克的暴躁偏激,都跃然纸上,他们和同时期《旁观者》上的罗杰爵士(Sir Roger)等形象一样,都已经具备了小说人物的雏形。作品采用影射手法,以父亲的遗嘱和三个儿子分别暗示基督福音、罗马天主教、路德教和英国国教、加尔文教和英国非国教教派,并借助含混手法,使人误以为是在捍卫英国国教,却把矛头指向了整个宗教。此外,故事各部分中还插入了许多“离题话”(digression),对当时流行的学术论著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些在《格列佛游记》里都成为重要的反讽手法。同年发表的另一部讽喻故事《书籍之战》(the Battle of Books)则对史诗作滑稽模仿 (burlesque parody),描绘了“圣詹姆士图书馆里上星期五在古今图书之间发生的一场故争”, 让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希罗多德等和当时“古今之争”的两派主将如威廉·坦普尔(WilliamTemple)、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以及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等相互间展开混战。两军对垒的场面写得有声有色、妙趣横生。斯威夫特在继续采用寓言形式时还特别运用了拟人手法,在《书商致读者》中他声明参加战争的实际上是书而不是人,在战争的间隙中又插入了关于图书馆里一只蜘蛛和一只蜜蜂的故事,以“蜘蛛”代表单凭个人观念营造学问的现代学者,“蜜蜂”则象征古代文化传统。这是一则伊索式的动物寓言,最后也由伊索出来作了总结。这段故事中最精彩的是蜘蛛和蜜蜂的生动对话,前者说话粗暴自负、夸夸其谈,后者的言谈则谦和有理。透过各自的语言特色表达了作者的讥评和讽喻。这些作品在情节安排、性格刻画、场景描写、对话以及戏拟、寓意、影射、佯谬等讽刺手法方面都为《格列佛游记》的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并说明了斯威夫特在近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先驱地位。正如圣兹伯里所说:“斯威夫特早已显示出向散文小说发展的总趋势,而他本人在这一方向上的癖好,也大大超出了笛福的小说时期。”② 二：《格列佛游记》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小说杰作。它和18世纪欧洲众多小说一样,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法,袭用当时流行的描写旅行见闻的小说、尤其是航海冒险小说的形式, 叙述主人公格列佛在海上漂流的一系列奇遇。它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和其他一些游记体冒险小说的影响,然而,《格列佛游记》和它们虽然形式相似,性质却截然不同。它是《桶的故事》和《书籍之战》那类讽喻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与18世纪开始兴起的写实主义小说不同的若干独特性质。《格列佛游记》的嘲讽对象既是现实世界,也包括它所借用的文学形式,而且前者是通过后者进行的,两者不可分割,小说通过谐谑性摹拟对它们一起加以颠覆。《格列佛游记》在表面上采取写实主义的、甚至是“航海日志”(logbook)式的风格,而实际上却对包括《鲁滨孙漂流记》在内的游记体小说乃至18世纪的新闻报道进行了戏谑性摹仿。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假称为格列佛本人的记录,委托亲友发表,书中对日期、地理位置、航行路线、事物的大小和数量均力求显得翔实准确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它的戏拟对象甚至可以追溯到流浪汉小说、斯宾塞的《仙后》乃至《奥德赛》,以及童话、寓言、乌托邦小说、哲理小说等等形式。斯威夫特通过文体戏拟进行讽刺,在《桶的故事》里以“离题话”对学术论文加以戏拟和在《书籍之战》里对“史诗式战争”进行戏拟时,早就进行了预演。在《谦逊的建议》(AModest Proposal, 1729)中,更出色地展示了对经济学论文作讽刺性模拟的手法(《谦逊的建议》就是当时流行的这类文章的题目)。《格列佛游记》正是利用对叙述形式的戏拟,构建了一个广大的象征体系和反讽语境,通过它传达作者曲折深微的用意。所以, 不仅不能用任何单一的、明确的叙述规范(尤其是传统写实主义的规范)来读解它,而且在理解小说内涵时恰好应该注意其戏拟性叙述形式。作为一部讽喻性作品,《格列佛游记》的基本叙述策略是在表层话语和深层意义之间造成不一致,从修辞角度来看主要是运用反语法。斯威夫特在《谦逊的建议》中曾将反语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格列佛游记》中反讽语气则特别显得丰富多变。主人公的叙述时而故作严肃、一本正经,时而显得天真无邪、令人莞尔,时而又过度夸张、难辨真假,叙述和意义之间的不一致造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从而产生强有力的反讽效果。但全书反语色调强弱隐显不一,有时缺乏明显的指征,似乎是正语叙述。在不少地方小说表面叙述完全是事实性的,客观而不动声色,却利用实际情景和叙述之间的不一致构成反讽。凡此种种的直接效果便是“含混”(ambiguity),然而“含混”却是斯威夫特自《桶的故事》以来所使用的最具特色的反讽手法,也是意义拓展最有效的途径。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读解见仁见智,存在许多争议,例如在第二卷对“布罗卜丁奈格”和第四卷对“慧国”的描写中,作者的态度到底是完全肯定还是有所保留,结尾时格列佛对人类深恶痛绝的态度应该怎么理解,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同样,人们从第三卷对拉格多科学院的描述中也容易得出作者本人否定科学的结论, 持相反观点者,又往往缺乏文本内部的证据。总之,《格列佛游记》的反讽意蕴是借格列佛之口表达的,而格列佛的叙述语气又极富变化,须在具体情况下做细致的分析。由于小说的讽喻性,主人公的性质也就和一般写实小说不同。格列佛虽然也是一个鲁滨孙似的旅行者和叙述者的形象,但并不是一个性格独立自足的人物。他属于讽喻性情节中那种典型的“天真的叙述者”(naive narrator)———不谙世事、头脑单纯,他承担的任务主要是产生反讽效果。他代表着英国现实社会及一般经验世界与书中的虚构世界相接触和碰撞,扮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贬式佯装”和“夸耀式佯装”的角色。而且,在整个大的反讽语境中,叙述者不仅是反讽的工具,他自己往往也难免成为反讽的对象。显然,叙述者不等于作者本人,但18世纪的许多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这使得人物(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即使是写实性的《摩尔·弗兰德斯》,有人认为叙述者“我”代表作者的观点,有人则认为它是反讽小说,“笛福与他的作品有相当大的距离”③。在《格列佛游记》里,叙述者的态度和作者真实意图当然不尽一致,但是两者之间的距离却并非一成不变,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在各卷中也各有不同。有时候,例如在小说的第一、二卷中,斯威夫特让读者明显地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但在第三、四卷中,情况则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在第四卷中,由于格列佛不再扮演佯装者角色,所以布斯曾指出,读者“很难知道格列佛和斯威夫特之间的距离有多大,确切地说,是因为很难知道那位旅人对于慧国的热情中哪一点表现得过分了”④。在什么地方、在何等程度上格列佛表现了作者本人的观点?什么时候格列佛自己也成为作者反讽的目标?书中深层面的讽刺对象到底是什么?本文拟结合各卷的情况加以辨析,以期提出某些可供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格列佛游记》在情节上沿用了《圣经》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