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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故事和《奥德赛》的“离家—远游—返乡”这种古老的U型结构,而且重复了4次。由于小说是在数年间写成的,所以在讽喻的体裁类型、主人公的角色性质、反讽形式和手法上也各有特色,几乎包容了他在讽刺诗文创作中使用过的各种手法,风格多姿多采,蔚为大观,而且各部分内容和思想深度都有所不同。第一卷“利立浦特游记”是斯威夫特在史克利白勒瑞斯俱乐部与蒲伯、盖伊等人的笑谈中构思的,特别富于故事性和趣味性,具有明显的童话色彩,事实上也经常被当作童话来阅读,但它在童话的外壳下却通过“政治讽喻”(political allegory)颠覆了纯真的童话世界。这一部分最基本的讽刺方法是影射(innuendo),许多地方必须熟悉当时英国的具体情况才能作出准确的解释,如穿高跟靴和低跟靴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纷争影射英国议会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争斗,吃鸡蛋应该先打破大端还是小端的争执影射天主教和新教关于宗教仪式的分歧, 利立浦特和不来夫斯古的战争影射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利立浦特宫廷的大臣们影射英国的瓦尔浦、诺丁汉伯爵和哈利等人,等等。在讽刺手法上,比较突出的是在利立浦特和英国之间进行夸张式的类比,如大臣们像猴子一样比赛杂技以邀功争宠和军事操演、贵族教育等等,以及对于仪式、语言、文体的讽刺性模拟,如第二、三、七章中的奏章和弹劾书等。在这一卷里,格列佛对小人国国民不仅在体型上、而且在智力上和道德水准上都居于优势,虽然他仍属于“无知的佯装者”角色,但基本上是居高临下地审视周围种种荒诞不经的事物,整卷笔调是滑稽的嘲弄和恶谑的揶揄,反讽语气也比较单纯,抓住影射对象便不难理解其意蕴。整个说来,本卷尚未表现作者的正面理想或涉及人类一般生存状况和价值准则的批判与思考。第二卷“布罗丁奈格游记”则既有童话的特点,又具有乌托邦小说和哲理小说的性质, 像同时代法国文学中孟德斯鸠写“穴居人”、伏尔泰写“黄金国”一样,重点转向描写作者的社会理想。在这个“大人国”里,格列佛在体型和道德上都失去了第一卷中的优势,他反而成了利立浦特国的那种小人,面对伟大而贤明的巨人来接受质疑,所以他本身也成为了反讽的对象。格列佛扮演的是“夸耀式佯装”的角色,以自己的无知和自信来激起反讽效果。与格列佛所引以自豪的议会、法律、教会、财政制度相对比,布罗丁奈格的社会显示出了它的健全理性:国王仁慈公正,富于理智和常识,法律只有几条,都用简单明白的文字写成, 军队纪律良好,贵族、人民和君主三方关系达到协调,由民兵团进行维护……总的说来,布罗丁奈格的制度是欧洲启蒙主义者所向往的那种开明君主政体。这里的讽刺对象已不再局限于英国的社会政治,而是指向了整个欧洲的文明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格列佛的叙述仍然明确显示出对布罗丁奈格这样的乌托邦社会的反讽,例如收养格列佛的那家人将他四处展览以敛财,宫廷弄人的邪恶和侍从女官的淫荡,断头台上处死人的可怕场面,以及格列佛对巨人们生理上的厌恶,等等。第三卷是勒皮他、巴尔尼巴比诸岛游记,内容驳杂,结构松散,涉及英国社会和爱尔兰反抗运动,以及当时的科学研究、古代历史等等,在格勒大锥与古代亡灵会面、纵谈古今人物得失又很像但丁《神曲》里的情景,可以说具有百科性质。批评者常常指责本卷中对科学的讽刺有失公允,其实,结合斯威夫特在《桶的故事》和《书籍之战》等作品中一贯抨击那些肤浅无知却又自以为是的“现代学者”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他所讥讽的只是当时脱离实际的机械肤浅的科学研究,例如,“万能博士”的同事们研究不费力气、不用学习即可变得博学的方法,就是《桶的故事》里那个不读一本书就博学多才的人物的翻版,而主张废除语言、以物代词的语言学家,指的是皇家学院那些要求语言像实验报告一样“精确”、一个词只代表一种事物和它的性质的学者。本卷中,格列佛只是扮演头脑简单的观察者的角色,对话不多,也很少发表观感和评论,主要通过“谐谑叙述”(burlesque narrative)来达到讽刺效果,例如模仿英国皇家学会会报论文的风格论述飞岛的运行原理,发明改善思辩知识机器的教授一本正经地介绍他的理论和实验,格列佛反过来向一位教授介绍英国特务机关陷人于罪的“暗语法”、“离合法”、“字谜法”等等,都让叙述者不动声色地陈述荒诞不经的事实,令人读来忍俊不禁。本卷的语调相对其他各卷而言是较为温和的调侃与幽默,不太辛辣火爆。从叙述语气较为轻松、充满机智和风趣来看,斯威夫特绝没有对科学进行偏激的全盘否定。第四卷的“慧国”不再是人类的、而是动物的国度,居住着具有智慧的高贵的马“慧 ”和人形的野兽“牙呼”。这一卷的类型可以归为动物寓言,在《书籍之战》里,斯威夫特业已采用过这种形式。在发源于古代埃及、希腊和印度,经中世纪“列那狐传奇”以及拉·芳丹和莱辛的创作而形成的悠久传统中,动物寓言常为短篇故事和短诗,戏剧方面则只有阿里斯托芬的《鸟》等少数作品,在长篇小说里采用动物寓言,《格列佛游记》之前似不多见。本卷探讨的问题又有所深化,虽然也带有第三卷的乌托邦性质,但已超越了社会制度范畴,进入了有关人性和人类生存状态的更为形而上的层次。慧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它们的知识是口耳相传的”,“它们遵从大自然的教导热爱自己的同类”,“它们是理性的动物,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罪恶”,它们对死亡“既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悲伤”,等等,因此一般认为对慧国的描述表现了作者向往的“宗法社会制度”⑤。不过,因为作者并不明确表述他的判断和意图,只是假格列佛之口叙述,而格列佛一反前面的惯用语气,换上了过分热切的、几乎无保留的赞美之辞,所以不禁使人疑惑格列佛是否就完全代表着斯威夫特的态度。例如格列佛赞赏地谈到,慧们结婚只是为了生育,生了一对子女便不再同居,除非孩子夭折。而丈夫死后妻子“言语行动跟别人一样地愉快”,亲友们更是无动于衷,这种冰冷的 “理性”是否为作者真心赞同?慧们看重血统,毛色混杂不纯的只配当仆人;他们对牙呼毫无怜悯,意欲残酷灭绝而只留少数供驱使,这些又是否合乎其两大美德———“友爱”与 “仁慈”?慧们的态度是否有犯基督教七大罪恶之首的“骄傲”的嫌疑?这些地方似乎显示,斯威夫特从宗教道德理想角度对18世纪的理性主义社会观持有某种怀疑态度。格列佛的角色在这一部分有很大变化。他不再是无知而自以为是的喜剧性角色,其谈话也大多属于正语叙述而非反语嘲讽,显得理智、客观,富于自我批判色彩。正因为如此,读者很容易把格列佛和作者等同起来。不过,他在另一个层面上仍然是被反讽的对象,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牙呼,慧主人根据格列佛自己对人的描述得出结论说人类就是牙呼,格列佛对此尽管极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在前面的语境中,他是“言语反讽”(verbal irony)的组成部分,而现在他则是“情境反讽”(situational irony)的构成因素,更能引起读者对普遍问题的哲理性思考。这里虽然也有对于英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抨击,但讽刺的重点是牙呼所代表的人类身上的丑恶兽性。作者满怀憎恶地为牙呼描绘了一幅丑陋的漫画像,其嘲讽中最恶谑的是对粪污的描写,而正是在这里集中显示了斯威夫特的讽刺力度。其实,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就曾经撒尿扑救皇后寝宫的火灾,在布罗丁奈格也描述过宫廷侍女们解小便的情况,而且从早期《桶的故事》到晚期《贵妇化妆室》(The Lady s Dressing Room, 1730)、《斯特里芬和奇萝》(Strephen and Chloe, 1731)等诗作里,斯威夫特经常写到排泄物。诺尔曼·布朗指出,以粪污来进行最强烈的嘲讽是斯威夫特的一大特色:“因为具有更广泛的形而上学意义、从而更令人不快的是《格列佛游记》第四卷中斯威夫特将人视为‘牙呼’的幻象,而牙呼遍体粪污超过了所有其他动物”,“牙呼代表了人类兽性的自然内核”⑥。这里涉及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即本卷中对牙呼的描写是否表现了斯威夫特对人类彻底憎恶和悲观的态度。确实,格列佛在慧国的观感和对“牙呼”的深恶痛绝,他归家以后甚至对妻子儿女也感到生理上的厌恶,乃至“我对人类的憎恨和鄙视却日益加深”的自白,都难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此外,斯威夫特本人晚年的精神疾病似乎也给这种看法提供了某种根据。不过,斯威夫特尽管有时会陷入较为阴暗的情绪中,但他的精神疾病是到40 年代才明显加剧的。他曾明确地表示过:“我想尽我的绵力来使英国的牙呼们的社会变得好些。”⑦他在晚年把大部分收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在78岁逝世的时候还留下遗嘱将全部财产用于建立圣帕特立克救济院。况且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业已看到,格列佛显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