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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地等同于作者本人。尤其是就小说文本而言,我们注意到格列佛归家后的情景是用极度夸张的语气叙述的,如妻子的拥抱使他昏晕倒地,他直呼妻子为“牙呼”和“动物”,喜欢在马厩里与马夫和两匹马亲近,平时总用芸香、熏衣草和烟草把鼻孔塞住等等,在这种戏剧化的偏激态度中,我们可以嗅出调侃的意味。小说结尾处事实上把格列佛置于自我矛盾之中,因为他激烈谴责人类的“骄傲”,而他恰好表现得异常骄傲。他憎恶“人”(牙呼),但自己又无法逃脱仍然做一个“人”(牙呼)的命运。由此看来,格列佛这时在一定程度上仍被置于反讽之下。在此,斯威夫特讽刺的深层意义也许针对着人类生存状况的悖论性处境。四在18世纪欧洲兴起写实主义小说的大背景下,《格列佛游记》因其令人惊叹的虚构和想象而显得特出不凡。17世纪新古典主义时期,一般仅将“想象”理解为唤起形象的能力, 与“摹仿自然”紧密联系,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持理性主义观念的18世纪的小说家们。而斯威夫特的想象却凌空出世,往往达于“奇想”(fantasy),在本质上更近于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柯勒律治所说的具有高级功能的“想象”———它是“一切人类知觉所具有的活力和首要功能”,“它溶化、分散、消耗,为的是重新创造”,而不是“只能通过联想的法则,取得现成的素材”(《文学传记》13章)。同时,小说对环境、人物、情景、对话的描绘又是那样真实细腻、栩栩如生,令人有亲临其境之感。可以说斯威夫特完美地结合了史诗的两大要素: “奇异”(the marvelous)和“逼真”(the verisimilitude)。另一方面,就18世纪欧洲文学所共具的讽刺风格而言,斯威夫特“堪称全世界最杰出的天才之一,具有卢奇安、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天才,他的作品甚至超过了他们”(菲尔丁语)⑧。《格列佛游记》集影射、反语、佯谬、象征、夸张、对比、文体戏拟等讽刺手法之大成,特别是集中体现了斯威夫特式反讽所独具的“含混”特色,显得扑朔迷离、似是而非,极大地拓展了讽喻的空间。同时,小说的嘲讽在情感上表现出了丰富的色调,其四卷的文体风格开始是“嬉笑”,渐渐不能保持“幽默” 而至“怒骂”,最后甚至超越一般“讽刺”的限度,进到“痛诋”(invective)的地步。18世纪英国文学固然以讽刺为总体特色,但斯威夫特的辛辣与深刻却是蒲伯、艾迪生、约翰生等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而他的狂放不羁、汪洋恣肆,即使是菲尔丁、斯摩莱特也无法达到。在英国文学史上继承他的风格的,在诗歌方面是拜伦,在戏剧方面是萧伯纳,而在小说方面则首推《埃瑞璜》的作者塞缪尔·巴特勒。更重要的是,《格列佛游记》在18世纪英国乃至欧洲确立写实主义小说总趋势的初期, 便创立了十分独特的讽喻体小说形式,从而在小说形式的发展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往前追溯,它继承了历史悠久的讽喻(allegorical)文学传统,这可以回溯到古代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在英国文学中则可以追溯到《农夫皮尔斯的幻象》和班扬的《天路历程》,但它并非表达抽象寓义,传布宗教训诫,而是在“满纸荒唐言”中事事切合现实,语语击中时弊; 同时,它又把童话、寓言、乌托邦小说、哲理小说等多种形式熔为一炉,大大地丰富了讽喻体小说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格列佛游记》在对现实进行反讽的同时也开始自觉地对小说形式进行反讽。它借用了从史诗、《圣经》和中世纪寓言直到当时流行的游记体小说形式, 却又以戏谑性模仿颠覆之。在对文学形式的戏拟传统中它据有突出地位,由它在18世纪开了先河,继而才有菲尔丁的散文体喜剧史诗,以及斯特恩的《感伤旅行》对斯摩莱特游记的讽刺性模仿。I·瓦特曾表示不同意T·S·艾略特关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首创戏拟古典史诗的观点,认为菲尔丁比他更早⑨,但在此之前,《书籍之战》中对“史诗性战争”的描写实际上已经在戏拟史诗了,而《格列佛游记》也明显含有戏拟《奥德赛》的成分。E·M·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评论说“没有荷马的《奥德赛》就没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时,同时提到斯威夫特、乔伊斯和朱文纳尔三人的名字,尽管他并未具体论及斯威夫特,但显然感觉到了斯威夫特与史诗的某种联系⑩。《格列佛游记》的讽喻小说体裁对欧洲后世小说具有巨大影响。仅就动物寓言形式而言, 它在继承中世纪民间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从而为吉卜林的《莽林之书》 (1894—1895)、法朗士的《企鹅岛》(1908)、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1944)等众多著名作品从各个方面树立了光辉的范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欧洲“乌托邦小说”传统中的巨大影响。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到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1)、威尔斯的《神一样的人们》 (1921)等等,描写虚构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小说”构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但作为其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便产生了以虚构方式描写违背理想的荒谬社会、借以对现实进行影射和讽刺的“反乌托邦小说”(dystopos)。如果说《格列佛游记》里的布罗丁奈格和慧国主要属 “乌托邦”性质,利立浦特和勒皮他诸岛则属“反乌托邦”性质,而前两者实际上也具有双重成分。18世纪欧洲小说中不乏“乌托邦”式的作品或情节,稍后也可以见到如伏尔泰的《如此世界》(1746)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但斯威夫特在两方面都是18世纪最杰出的代表,而“反乌托邦小说”的成功范例更是由斯威夫特所树立的。巴特勒《埃瑞璜》(1872) 的讽刺性寓言手法,以夸张的方式反映英国荒谬的社会现象,以及其生动逼真的描写,都酷肖《格列佛游记》。后来威尔斯的《梦》(1924)和《兰珀尔岛上的勃莱茨华绥先生》(Mr·- Blettsworthyon Rampole Island, 1928)、奥尔都斯·赫胥黎的《美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等“反乌托邦小说”也都深受斯威夫特的影响,尤其是《兰珀尔岛上的勃莱茨华绥先生》描写海上旅行遇险、“野人岛”上的荒唐见闻以及回到欧洲后与现实的联想,都明显带着《格列佛游记》的影子。“反乌托邦小说”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传统,直至现代衍生出描写未来世界灾难的科幻小说,都与斯威夫特有密切关系。《格列佛游记》所确立的讽喻体小说形式的影响确实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