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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在语言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有学者曾经指出，英语中大约70％都来源于隐喻。汉语当中的隐喻现象虽无具体的数字统计，但也是随处可见的。隐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用词含蓄、意义深远。它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思维现象。因此近年来，对隐喻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兴趣和关注。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一种装饰，而且是人类思维认知的一种方式，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在隐喻运用中会反映出明显的民族文化认知差异。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隐喻中的思维方式差异进行研究。研究这种差异能更好地了解不同民族的思维特点，促进跨文化交流。隐喻及其研究隐喻的研究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源远流长。在西方，隐喻最早是作为修辞学上的一个术语提出的。在传统的修辞学中，隐喻是一个普通的辞格。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名著《诗学》(Poetics)和《修辞学》(Rhetoric)中提出：“隐喻是通过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与另一事物而构成，是一种修辞手段。” 对于隐喻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认为隐喻是对两个通常没有联系的事物的比较，并对隐喻和明喻加以区别；有的认为隐喻是用另一间接有关的事物说明一件事，可包括类比、明喻、比喻和寓言等。这一云虹矛盾源自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年前所开的先例。”②本文中所采用的是隐喻的较宽泛的定义，即隐喻包括类比、明喻、比喻和寓言等。从隐喻研究的历史来看，中西方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隐喻这种语言形式，并且渗透到了中国的古典诗学、美学、哲学等领域，出现了如《文心雕龙》、《文则》等涉及隐喻研究的著作。但是，对隐喻的研究就如同对美学的研究一样，在中国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单独的、完整的理论体系。2O世纪中期，中国的隐喻研究开始逐渐向西方的研究模式靠拢，借鉴西方的经验与理论发展中国自己的隐喻理论。而西方的隐喻研究情况却大不相同。一般认为，西方的隐喻研究始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公元前300年左右到2O 世纪3O年代，从2O世纪3O年代到7O年代初，从2O世纪7O 年代至今。到如今，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立的隐喻研究理论体系。 Lakof和Johnson的研究表明，人一生大约使用470万个新颖的隐喻，2140万个定型化的隐喻。@隐喻的无处不在使人们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对其的认识与研究。传统语言学中，隐喻主要是指一种以心理联想为基础，用具体的、浅显的、熟悉的事物去说明或是描写抽象的、深奥的、生疏的事物；主要属于文学修辞等学科的研究范畴，与思维和行为无关。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主要是在词汇层次上进行的，即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现象，一种表达同一意义的特殊语言手段。从2O 世纪3O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隐喻，将隐喻视做意义创生的语义现象，形成了关于隐喻的语义观，当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相互作用论。此种研究是隐喻处于句子层次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80年代，隐喻研究才又开始得到更多学科的关注，有了更多的研究视角。对隐喻的研究从词汇、句子扩展到了交际、文化、认知、思维等诸多方面，形成了隐喻的语用观和认知观等重要理论。隐喻不再仅被当做修辞现象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开始被作为人类认知的现象、人类认知的工具，被作为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将隐喻作为人的思维方式看待已经得到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从思维角度，特别是从思维的深层次差异角度来研究不同文化的隐喻差异的文章仍相对较少。二隐喻与思维方式 George Lakof和Mark Johnson于1980年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提出了认知隐喻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既是语言现象，也是人们用对一种事物认识、理解、思考来表达另一事物的思维方式，是人类生存和认知的基本方式之一，根植于语言、思维和文化中。Lakof(1993)曾经明确指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思维的固有手段，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⑨隐喻可以帮助人们利用已知的事物来理解未知的事物，或加深对原有事物的认识。 Richard(1965)指出：“人的思维是隐喻性的，它通过比较而进行。” 《易传· 系辞上》中也曾有“取诸身物而后触类引申”的类似表述。认知语言学认为，一个认知域(源域 source domain)被部分映现于另一认知域(目标域target do— main)上，后者因前者而得到部分理解。把这两种通常看起来毫无联系的认知域相提并论，是因为人类在认知领域对它们产生了相似联想，因此利用在头脑中的相似性，以源域来解释和评价目标域。可以看出，语言中的隐喻产生于隐喻性思维过程，反映了人类大脑认识世界的方式。英汉两种语言，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但二者在隐喻的运用方面还是有很多相似性。比如英语中的习语“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与汉语习语“趁热打铁”中的隐喻，不管是在隐喻的意义和用法上，还是在隐喻的语义和文化形象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都是用“铁要趁烧红的时候打”这一生活中的常识性事件来比喻做事要抓紧时机。英语习语“A good medicine tastes bitter”与汉语习语“良药苦口”中的隐喻同样具有很高的一致性，都用 “对身体有益处的药味道却不好”来表示真诚的劝诫虽然昕着不舒服却对人很有益处。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隐喻使用的这种一致性来源于人类认知的共性，来源于认知活动中相同的13常生活体验和经验。人类在不管是生理功能、认知结构，还是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及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存在着某些共同性，对外界的感知不同的人之间都有其能相通的地方。所以当人们试图用语言将自己感知的外部世界表达出来时，也就势必存在着相同的东西，而这也正是英汉两种语言中产生隐喻相似性的认知根源。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英语“as light as a feather”与汉语中的“轻如鸿毛”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虽然后者还可以表示 “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二者都使用了羽毛这个13常生活中的常见物来比喻某个事物的重量极小。除了由人类认知共性所引出的隐喻的相似性之外，随着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越来越多，各自文化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因而也产生了一些 “通用”的隐喻。比如：“eat the fruit of one’s own doing”与 “自食其果”、“to shed crocodile’S tears”与“鳄鱼的眼泪”等等，它们是语言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交融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英汉语言中的隐喻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性。比如：英语中的“She is a cat”指的是“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汉语中则没有这种隐喻。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但是从思维差异上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研究隐喻的差异有助于人们认识思维的差异。三中西方隐喻中思维的差异关于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性问题，国内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为进一步研究隐喻中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差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连淑能教授在2002年就撰写了上万字的论文《论中西思维方式》，指出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东西方分属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所以形成两大思维方式；进而提出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十大差异，包括伦理型与认知型、整体性与分析性、意向性与对象性、直觉性与逻辑性、意象性与实证性、模糊性与精确性、求同性与求异性、后馈性与前瞻性、内向性与外向性以及归纳型与演绎型。④语言是思维与文化的集中表现，隐喻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也体现出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笔者以为，隐喻中体现出的中西方思维上的差异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窥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