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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Brown和Levimon的面子理论是用于论述和解释礼貌现象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但该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因此，对于其跨文化普遍性问题，中外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少质疑。在中西方文化中，“面子”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探讨和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言语行为中体现出的面子差异有助于消除人们在交往中的障碍，从而有效促进跨文化交际。 “面子”这一概念首先是由中国的人类学家胡先缙 (1944)介绍到西方的。之后美国学者Erving G0肠瑚(1967)在此概念的基础上，较详细地讨论了人际关系，为社会语言学的有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Brown 和Levinson(1987)对 “面子”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面子保全论”(race—Say． ing Theory)。Scoilon，R和S．W．Scoilon(1995)将面子理论进一步深化，指出面子具有矛盾性特征(Paradox 0f e)。biao (1994)对Brown 和I evins0n面子理论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面子”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本文着重对中西文化中不同言语行为所蕴含的“面子”差异进行探讨与比较。一、“面子”面面观 (一)西方文化中的“面子” Brown 和Levimon将“面子”定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一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Brown＆Lotin． son，1987：61)。通过与他人的交际，这种形象可以被损害，保持或增强。他们认为每个交际参与者都具有两种面子：积极面子(positive矗I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矗Ice)。积极面子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欣赏和尊敬；消极面子是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有自己选择行动的自由。(Brown ＆ I evins0n，1987：62)Brown ＆ Levimon认为在会话过程中谈话双方的两种面子都会受到侵袭，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面临着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威胁。因此，绝大多数言语行为都是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 Ihreatening Acts，FI )(Brown ＆L rl80n，1987：24)，而礼貌的会话功能就在于保护面子，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程度。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大致可分为四大类：(1)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的言语行为：说话人向听话人命令、请求、劝告、威胁、警告；(2)威胁听话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说话人不同意听话人的见解，向听话人给予批评、蔑视、抱怨、谴责、指控、侮辱，对听话人的积极面子持否定态度；(3)威胁说话人消极面子的言语行为：说话人向听话人表达谢意、接受批评，对听话人过时的反应作出违心的许诺或提供非情愿的帮助； (4)威胁说话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说话人的道歉、接受批评或恭维，忏悔、承认有罪或有错；等等。在此基础上，Scoilon和Scollon指出：面子是一个矛盾的概念(Paradox 0f e)(Scollon＆Scolon，1995：36)，其中包括两个子概念：“参与”(involvement)和“独立”(independence)。在交际中，一方面，说话者必须要关注对方，或向对方给予关注；另一方面，说话者要维护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对对方的独立需求也表示尊重。面子的矛盾性就表现在：如果给予对方过多的关注或参与，势必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利和独立性；但是，当说话人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独立时，可能会侵犯对方的权利和独立，同时又会降低对对方的关注。 (二)汉文化中的“面子汉文化中的“面子”包括两个组成部分：“面子”和“脸”。 (Mao，1994)胡先缙用语义分析法对二者的定义进行了研究。他将“面子”定义为“个人的声望和地位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可”；“脸”是指“群体对于符合社会和内在道德行为标准的个体尊敬”。(h ∞，1994：457)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汉文化中“面子”的内涵：第一，在汉文化中，面子是个体身份与理想形象要求的表现，是个体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和处世要求等的总和。个体的行为必须符合这种身份和形象的要求。在汉文化社会里，具有一些公认的道德规范与理想人格标准，它们规范着个体的言行，例如仁义要求、德才要求、忠信要求等。个体的言行符合社会普遍的标准就挣得了面子，违背这种普遍的标准就丢了面子。第二，面子是人情关系与人际影响的象征。汉文化社会特别重视人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融洽，情面被看成是个体人际影响度和关系融洽度的标尺。在人际交往中，给对方以情面，达成关系的和谐，就给了对方莫大的面子，反之就会驳了对方的面子。这种情面面子广义上与Brown和I_evinson的积极面子要求相同。二、中西文化中的“面子”差异 (一)历史渊源虽然Brown和Ievinson认为其包括面子理论在内的礼貌理论具有普遍性，但礼貌受到不同文化的制约，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到特定文化中去理解“面子”的差异性。(何兆雄， 2000：239) 西方文化源于公元前20世纪左右的古希腊文化，后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由和民主精神。这使得西方文化在诞生之初就带有民主自由的烙印。在神权之上、蔑视人权的中世纪之后，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刚刚冲破封建主义的桎梏，新兴的资产阶级中就涌现出大批人文主义者，他们将人性和人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这种人文主义思想逐步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形成了一种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西方“面子”理论中的“消极面子”(negative f~ce)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中华文化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文化，其思想精髓是 “天人合一”和“仁爱”。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个人被看作社会和整个人类的一分子，要根据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品质。因此，中国文化具有高度重视社会整体、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悠久历史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孔子的这种“仁爱”思想与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紧密相连。在这种等级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竖式的，它强调个人要严格按照自己在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在最大程度上服从于自己所在的社团或社会，以期达到社会道德规范的标准。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面子”则与西方的“面子”不尽相同。 (二)“面子”的中西文化差异中西文化中“面子”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中西文化中，“面子”一词涵盖的意义不同。汉文化中的“面子”强调公共面子。公共面子不是强调个人愿望的迁就，而是强调个体行为和群体观念、评价的和谐统一。而Brown和I_evinson的“面子”则强调个人面子(Mao，1994)，即“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一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Brown＆l_evinson，1987：61)。其次，中英文化对消极面子的认同程度不同。在汉文化中很难找到一个与消极面子对等的概念。根据Mao(1994)的研究，面子的自我取向特性在西方是适用的，而在强调个体归属与群体的中国文化中并不适用。因此，中国人的面子概念并没有包括消极面子这一部分。因此，汉文化中的“面子” 和“脸”都更接近于Brown和Ievinson提出的积极面子，因为中国人都希望得到群体的接纳、认可和尊重，而并不崇尚过度地满足个人行为的自由。例如，在和别人一起吃饭时，中国人会不停地劝对方“多吃点”、“别停筷子”，从而营造一种和谐一致的气氛，以显示礼貌、客气，以及和对方属于同一群体的资格。相比而言，西方文化更注重对彼此消极面子的保护。在社交礼仪中，西方人特别推崇“尽量避免给他人带来不便”这一原则。这样就给对方留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还避免造成尴尬，从而充分尊重了彼此行为的自由。下面，笔者透过具体的言语行为，来探讨一下中西文化中“面子”的差异性。 (三)英汉言语行为中的“面子”差异 1．称谓言语行为中的“面子”差异中西方在称谓方式上有所不同。在西方，称呼语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