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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学院派色彩的京派作家群体的探讨,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过分强调京派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关联,本文意在探讨京派作家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外国诗意抒情小说)的关系,代写西班牙语论文并探寻京派小说在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汇中形成的文体特征。
关键词: 京派作家; 诗意抒情; 小说文体
一、京派作家与阿左林
阿左林(Jose Martine Ruis,1874—1967)是20世纪初西班牙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他的作品20世纪20年代末译介到中国,得到了京派许多作家的心仪与认同。周作人在《骆驼草》周刊第3期发表了题为《西班牙的古城》一文,盛赞阿左林的文章“的确好而且特别,读他的西班牙的小品,真令人对于那些古城小市不能不感到一种牵引”,而且带着羡慕的口吻说自己读完之后“放下书叹了一口气: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写这样的文章呢”[1]!身为京派前期的一个主要理论家,周作人对阿左林的态度不能不影响追随其左右的其他京派作家。卞之琳晚年曾回忆起阿左林对他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西班牙阿林的散文实际上影响过写诗的戴望舒和何其芳以至我自己”[2],卞之琳讲述了他之所以喜爱阿左林是因为:
从他的作品里,如同一切真挚的作品里,我增得了对于人,对于他的感情,也就增得了对于西班牙的感情,也就增得了对于本国的感情。[3]阿左林的作品,通常以亲切、自然及谈话的语调叙述平平常常的故事,描写西班牙小镇上平凡人物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表现了作者对故国及人生的悲愁。这种悲愁直接影响了卞之琳对自己故国的感同身受之情,在另一篇文章里卞之琳说道:“我是中国人。译这些小品,说句冒昧的话,仿佛是发泄自己的哀愁了。”[4]阿左林对西班牙故国日渐衰败景象的描写无疑引起了卞之琳的情感共鸣。
京派作家林徽音也曾一度心仪于阿左林的小说,卞之琳1935年在日本京都翻译的几篇阿左林的小说在国内《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林徽音也是热心的读者之一。卞之琳回忆道:“那次林徽音和我在昆明晤谈,想不到她还记得这几篇译文,向我大为称道阿索林(即阿左林,笔者注)的这几篇小说。”[5]
值得一提的是,京派的另一作家汪曾祺在晚年曾经“自报家门”,谈及他40年代的小说创作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特意提到阿索林: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也是活泼的,流动的。[6]
京派作家对阿左林作品的翻译介绍、关注喜爱与接受,大体上看出京派作家对异域文学的开放包容心态,更为重要的是阿左林的作品也为京派作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兼容多种文体的范型。他的小说在反映故土的衰落时浸透作者忧郁的怀古情怀,具有浓郁的诗意抒情色彩。卞之琳在《西窗集》的“题记”中对他所翻译的阿左林等作家的作品有总体的评价:“虽是杂拌儿,读起来也许可以感受到一个共通的特色:一点诗的情调。”[7]阿左林小说中诗的情调同样也充溢在京派小说当中。
二、沈从文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沈从文对《猎人笔记》将美妙的俄罗斯自然风光的描写和人物刻画融为一体的创作手法颇为赞赏,对屠格涅夫散文诗式的抒情风格尤感兴趣:“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有独到好处。我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他认为屠格涅夫的作品,“方法上可取处太多”[8]。《猎人笔记》以自然背景为地理框架,以浓厚的民俗民情为文化氛围,让人物、自然和社会的背景融为一个地域文化背景,构成相对完整的诗意般的艺术世界。屠格涅夫小说表现出的这种人与自然相契合而散发出的浓郁诗意激发了沈从文的创作共鸣。沈从文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建构了独特的湘西世界,在特写的背景和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展示中叙说人事的变迁。
沈从文对屠格涅夫的接受与偏爱源于沈从文的艺术追求与《猎人笔记》艺术的契合。沈从文是一位追求诗情与诗意的作家,对故乡山水风情的生动记忆和热爱,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和情绪感受,他始终努力在字里行间追求一种“散文诗的效果”:
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条延长千里水路的沅水流域。对沅水和它的五个支流、十多个县分的城镇及几百大小水码头给我留下人事哀乐、景物印象,想试试作综合处理,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的效果。[9](P80)
同时,沈从文也特别欣赏那种以特定地域历史文化和宗教传说为背景,从人事与景物的综合记叙中所产生的文化氛围及艺术美感力:“半叙景物,半涉人事,安置人事爱憎取予,于特具鲜明性格景物习惯背景中,让它从两项对照中形成一种特别空气,必然容易产生动人效果。”[9](P64)沈从文许多小说喜用“环境”与“人事”的对照,无论采用反衬还是烘托,都会产生极强的艺术感召力。沈从文的《丈夫》有意将河街上办喜事者的“热闹”场景及前舱女人的“说笑”同后船男人的沉默、受冷落作鲜明的对照,借以展示男子内心难以言说的屈辱和痛苦。
沈从文对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艺术手法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同时还有意识地鼓励其他作家进行实践。在《新废邮存底•二十五》致“萧兄”的信中,他反复推荐并营构如何在一定背景中反映人事的方法,沈从文认为只有这样处理,才会收到更好的悲剧效果。在此,沈从文并不仅仅是向这位“萧兄”谈论这篇小说的构思安排,他同时也是在讲述自己的小说艺术观,从中也分明地看出屠格涅夫《猎人手记》的影响。
三、废名与唯美厌世派文学
废名自称:“英国的哈代、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亚,都是我的老师,西班牙的小说《唐吉诃德先生》,我也呼吸了它的空气。总括一句,我从外国文学学会了写小说。”[10]废名早年在北京大学读外文系,精研西方文学,他的文学创作始于外国文学启迪与借鉴是不言而喻的。
废名提及的外国作家并不少,英国的莎士比亚、哈代,法国的波特莱尔,俄国的契诃夫、梭罗古勃以及西班牙的西万提司(今译塞万提斯)及阿左林等等。在我看来,废名从这些作家所受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莎士比亚、哈代及梭罗古勃那里汲取唯美“厌世”精神,二是从西万提司、阿左林那里借鉴“涉笔成趣”的写作方式。
废名把创作视为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的“梦”的世界:“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际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11]他援引莎士比亚的戏剧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艺术观:“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包含可怖的事实,然而我们读着只觉得他是诗。这正因为他是一个梦。”[11]在废名看来,文学创作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模仿,而是与现实生活拉开了一段审美观照的距离,唯其如此,方可获得“诗”的世界,“梦”的世界,同时也是“美”的世界。也许正是因为莎士比亚戏剧所创造出的美的世界引起了废名的艺术共鸣,对此,他总津津乐道:“莎士比亚始终不免是个厌世诗人,而厌世诗人照例比别人格外尝到人生的欢跃,因为他格外绘得出‘美’。”[12]废名从莎士比亚的创作中看到了美的所在,而“文章之美”正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废名对“文章之美”的追求首先应得益于乃师周作人“为文章而文章”的唯美艺术观的影响,同时莎士比亚、梭罗古勃等废名所称道的“厌世诗人”的影响也不应忽略。废名自述道:“我喜欢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喜读哈代的小说,喜读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简单一句,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13]他为中国文章里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而感到可惜,佩服哈代小说中所写风景的美丽及特有的乡土色彩。废名认为中国人生在世,过于重实际而少理想,更不喜欢思考“死”,因此不但生活上而且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
废名在外国文学中发现了中国文学内部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厌世诗人对死亡景观的描写。废名对“死之美”的赞颂和沉思是极为自觉的,他在《死之beauty》中盛赞莎士比亚笔下的古埃及女王可丽阿巴特拉为美的典型,她的死被推为美的极致,废名指出“她的死,就是一个Beauty”[14]。与此同时,废名对俄国作家梭罗古勃的短篇小说《捉迷藏》的凄美故事发出叹赏,一个久病已不可救的孩子在临死之前央求母亲与他捉迷藏,伤心之极的母亲掩面而泣,孩子以为母亲是在同他捉迷藏。废名认为孩子的“死实在是一个游戏,美丽而悲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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