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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并不在于发现了库拉,而在于以开创性的民族志表述了库拉。库拉是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村或一个岛的男子,他们在一年中要建造、维修远程库拉所需的木船,其间要举行各种仪式,亲戚要来送礼, 地方上的人都会参与。因此,叙述库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讲述整个社区的生活。后来,人们把马林诺斯基的作品称为“现实主义民族志”[5]。马林诺斯基开创了功能主义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方法论。他试图创造“文化的科学”,并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论述了“文化科学”的理念和民族志方法论。他说,任何一门学问,“都应以绝对坦诚和毫无保留的方式披露其科学研究的结果”,“方法原则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该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民族志者在田野工作中面临的任务,是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4](P4)然而,马林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用大量篇幅(第4~21章)讲述了有关库拉远航以及各种各样相关风俗和信仰的连贯故事。马林诺斯基以优美的笔触描写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我们驶进一片暗绿色的海面,四周是清一色的海水,没有高山,没有森林,中间只有几处沙洲点缀在枯燥的画面上。这些沙洲,有些空荡荡,只有海浪拍击声;有些则只有寥寥几棵露兜树,高高地盘踞在沙滩上,根茎露在外面。安富列特人有时也到这里捕捉海龟和儒艮　,一呆就是几个星期:这里也是好几个库拉话的发源地。再往前走,在烟雾迷漫中,地平线逐渐呈现,先是轻描淡写,然后逐渐浓重起来。其中有一抹开始加长,其余较小的则显示出小岛的形状。这便到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大海湖,右方是群岛中最大的博约瓦岛,还有许多有人或无人的小岛,集中在北方和西北方。我们在海湖中继续航行,在浅水航道中辗转。当我们接近主岛时,那厚厚而低矮的层林渐次裂开,露出一片海滩,可以看见一个有支柱的棕榈树蓬,里面好像有一个空间,说明这里有村落。我们弃船登陆,近海的地方满是泥巴和废弃物,也有几条被拉上岸的独木舟,停放在离海较近的地方。[4](P40)他描写了独木舟及远航,描写了独木舟的价值以及土著人对独木舟的浪漫情意;描写了建造独木舟的过程与仪式,描述了库拉旅程的起航,描述了库拉的航程和沉船的故事,　描述了库拉神化、巫术和交易的细节。对土著人来说,这笨重不堪,大大咧咧的独木舟是伟大的,甚至奇迹般的成就,是个美好的事物。他为他编织传统,饰以最好的雕刻,涂上油彩,并加入装饰。对他来说,这是驾驭大自然的利器,使他能够横渡险象环生的海洋,到达遥远的彼岸。与独木舟相关联的是充满惊险、希冀和欲望的海上旅程,这都在土著人的歌曲和故事中反映出来。事实上,在他们的传统、习俗、行为、言语里,我们可以发觉他们对独木舟的爱慕和激情,有如它是有生命的东西,这是航海者对他的船只特有的感情。[4](P79)在这一切描述中,马林诺斯基浸入了他自己的情感,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看到的,他经历的,他体验的,他感受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对于独木舟的专注,看到了他对于航海的迷恋。他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写了几乎每一个细节,简直就是小说的描述:库拉冒险家们乘风破浪,不久便把特罗布里恩德的海湖丢在后面。绿得有点浑浊的海水,时而因水底海草的浓密而变成深棕色,时而因浅水照见洁净的海沙而显出耀眼的翡翠色,时而又因进入深水区域而显出深邃的暗绿色。围绕特罗布里恩德海湖的一环低地逐渐淡化,最后消散在霞雾里,而南部山峦却在晴朗的天空下逐渐显现。安富列特群岛的工笔轮廓虽然在高高的蓝色阴影的衬托下显得细小,但却越来越清晰和坚实了。遥远的群顶峰笼罩在朵朵白云之中,群山中最近的一个叫科亚塔布,即禁忌之山的意思。它在弗格森岛的北端,山体修长,像个倾斜的金字塔。它是最能吸引航海家目光的灯塔,指引着南下之路。山的右边,即我们的西南方,耸立着笨重的科亚布瓦加乌大山,即巫师山的意思,它位于弗格森岛的西北角。至于古迪纳夫岛,则只能在极为晴朗的天气下才能隐约见到。[4](P192-193)在马林诺斯基刻意追求“文化的科学”的时候,他不经意间运用了文学的手法,把大自然的景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的描述中表现了他的自我,也就是说,他在整个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人物,那就是作为人类学家的马林诺斯基自己。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子。詹姆斯·克里福德通过比较马林诺斯基和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关联论述了他作品中的“自我模塑”[6](P92)。詹姆斯·克里福德认为,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文艺复兴之自我模塑》(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追溯了自我的出现和发展。民族志的主观性便是这一自我模塑的变种。自我是在文化的底色中经过模塑和虚构的,因此,主观性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文化的产物,因为自我是在文化的范围内表现的。文化的象征和展示是在权力之中形成的。民族志话语中自我的表现亦如此。尽管民族志描述了他文化之形成,但同时也模塑了一个权威的本体,来表述、解释甚至相信不同世界的真实。[6](P93-94)既然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文化撰写中有自我的存在,那么,马林诺斯基试图创造的“文化的科学”,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果说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灵》是伟大的文学创作,那么,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就是伟大的文化创作;因为科学中是没有自我的,而马林诺斯基的作品中自始至终充满自我,并且是经过塑造的自我。马林诺斯基最直接的文学模式是弗雷泽,他的很多作品很像左拉,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加上一种凝重的气氛。他的文化科学的描述产生了充满道德的人文主义象征[6](P96)。然而,马林诺斯基并不拘泥于康拉德作品的风格,而是在写实性方面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更重要的是,马林诺斯基在他的作品中对于西方文明的反思与康拉德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西方文明的字典里,西方文化和西方人是上等的,所有非西方的文化和种族都是二等的。用19世纪英法国会议员的话来说,“白人的责任”在于要将这些落后于时代的人们从几个世纪的衰败、疾病和政治腐败中拯救出来,在于用教育儿童的办法来教育非白人社会里的人们。这种西方话语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因而导致了康拉德小说中科兹所从事的殖民主义事业,因而也导致了马林诺斯基对于西方话语的批判。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肩负着反思西方知识和理念的人类学是从西方殖民主义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终究也没有改变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的不平等地位。正如赛义德所说,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在现代理念的今天依然存在。马林诺斯基在80年前所作的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康拉德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小说里所描写的黑暗的心灵,并没有因为新世纪的曙光而变得豁然开朗。康拉德小说中的场景,今天不是在一幕一幕地以其他的形式重演吗?但今天没有了康拉德对人类精神的追问,没有了马林诺斯基对异文化的描述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约瑟夫·康拉德和布洛尼斯罗·马林诺斯基已经逝去,于是,西方世界就变得更加混沌。 [参考文献] [1]利维斯F.R..伟大的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85. [2]Berthoud,Jacques.Joseph Conrad:The Major Nove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44. [3]Malinowski,Bronislaw.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New York,Harcourt,Brace,and World.1967.p.40. [4]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Marcus,George E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s,1982.p.31. [6]Clifford,James.The Predicament ofCulture Twentieth-CenturyEthnography,Literature and Art,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8,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