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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书中的两位女性———伊莱扎和伊娃着手,阐述斯托夫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表明尽力以基督教的精神和行为改变社会,拯救罪人的观念是有其时代根源的。同时指出斯托夫人在赋予伊莱扎反抗精神时所表现出的过人胆识。此书关于奴隶制的大量描写以其无比的感召力促进了废奴运动。林肯这样评价她:“写了一本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1998年7月本人应美国雅礼协会 (Yale-China Association)的邀请,参加了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关于美国新英格兰女作家的研讨。7月15日驱车到了坐落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斯托夫人住宅参观。回来后重读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又有一番不同的感受。许多评论都把此书看成是黑人解放宣言。许多评论家把大量的笔墨用在黑人汤姆叔叔身上,而忽视了故事中的两位女性形象 ———伊莱扎和伊娃。本文旨在通过对伊莱扎和伊娃的分析,剖析斯托夫人作为一个女作家,是如何在书中描写女性的,同时又是怎样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来传递作者的政治观点的。珍妮·P·汤普金斯(Jane P.Tompkins) 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这是第一本销售量超过一百万册的美国小说。它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属于感伤小说。其主要特点是小说是妇女写的,为妇女写的,写的是关于妇女的。从这点上看,《汤姆叔叔的小屋》不是一个例外,而正是此类小说的最好代表①。一小说主要围绕着两条情节主线展开。一方面,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主人公汤姆叔叔的命运。他是一个善良、温顺的老黑奴,笃信上帝,屈从于奴隶主的压迫,希望以忠诚、忍让来换取自由。小说通过对汤姆叔叔不幸命运的描写,极力谴责蓄奴制,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奴隶贩子惨绝人寰的手段以及欺压奴隶的残酷行径。书中对于奴隶制的鞭挞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但是在给予小说极大肯定的同时,也有些评论家对汤姆叔叔的逆来顺受给予了强烈的批评,尤其是黑人。 19世纪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 ames Baldwin)攻击斯托,认为此书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20世纪中叶,“汤姆叔叔”也成了一个贬义词。然而在我看来,在斯托夫人对于汤姆叔叔的描写中,汤姆并不是顺从于奴隶主暴君,而是归顺于基督教教义。从这点上看,汤姆和伊娃在文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作者通过他们来宣扬基督教的精神。无论人们对于汤姆这个形象认同与否, 作者对于另一个情节,即女奴伊莱扎与命运抗争的描写是不容否定的。斯托夫人在女奴伊莱扎身上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信念,即通过反抗以获得最终的自由。当读到小说中伊莱扎得知主人谢尔比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失败,决定把汤姆和她的儿子卖掉抵债,她连夜携子冒险逃离时,作为一个女性读者,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斯托夫人在第七章“母亲的奋斗”中饱含激情地这样写道: 　　母亲啊,如果是你的哈利,或是你的威利,明天早晨就要被一个凶恶的人贩子夺去———如果你亲眼看见过那个人,亲耳听见卖契已经签了字,掌握在他手里,而你只有午夜到黎明前的几个时辰可以带他逃命的话,你会走得多远呢?你怀里抱着的小宝贝———他那昏昏欲睡的小脑袋靠在你的肩膀上———满怀信心地用娇嫩的小手紧紧搂着你的脖子———你在那短短的几个时辰内能走多少里路呢?(p165,指上海译文版《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页码,本文中凡只注页码而未提供出处者均指该书的页码) 　　读完这段话,没有人不为之动容。文中关于伊莱扎母爱的描写与斯托夫人本身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1836年哈里叶特·比彻与凯尔文·斯托结婚后共生有七个孩子。对于这些孩子,斯托夫人倾注了所有的母爱,因此也就有了有别于男性作家的母爱。后来她在给她的一个孩子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国家对于奴隶的残忍和不公平激起我的愤怒。我向上帝祈祷让我为他们做一些事,让所有的人听到我为他们而喊出的呼声。我曾记得多少个夜晚当你(指她的孩子)睡在我的身边时,想着奴隶的母亲们她们被活活地和孩子分开,我伤心落泪 ② 1849年7月24日,她的儿子塞缪尔·查尔斯·斯托不幸夭折。这种母子分离的痛苦更是撕心裂肺地震撼着她。她这样写道:正是在他临终的床边,在他的坟前,我更进一步地体验到当孩子与母亲分开时可怜的女奴的所有感受③。正是基于这些感受和强烈的母爱,斯托夫人从心里不愿伊莱扎与她的儿子分开,所以赋予了伊莱扎反抗的力量,就有了伊莱扎深夜抱着儿子,面对奴隶贩子的追捕,冒着生命危险,逃过俄亥俄州河上浮动的冰块而逃跑的这一扣人心弦的感人场面她出于母爱的反抗精神要比她丈夫乔治·哈里斯的反抗精神具有更深的意义。这一幕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伊丽莎白·阿莫斯在她编辑《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时,就以这一幕作为本书的封面。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斯托夫人能看到这本书的封面,一定会很喜欢的。同样,作为母亲,作为人妻的女性读者又有谁不为这母子分离,夫妻分离而伤感落泪呢?斯托夫人在她的《呼吁自由国度的妇女》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向全美的妇女呼吁:我想我们当中怀抱着孩子的母亲中没有一个会觉得她的孩子该成为一个奴隶 ……我想没有哪个妻子会认为她的丈夫该被卖给奴隶主,在没有权利,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一生辛苦地为其劳作。然而所有这些不应该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合法存在的东西却受到法律的保护。185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追捕逃亡奴隶法》。这项法律规定,白人不得为在逃的黑人奴隶提供任何帮助,更不能为其提供避难之所。庇护南方逃奴的北方人将负有法律责任。北方人应该把逃到北方的黑奴归还其南方的“主人”。这一法案受到了北方废奴运动人士的强烈谴责。很多废奴派人士组成了“地下铁道”,暗中帮助南方黑奴逃到北方各“自由州”或北上到加拿大,取得自由之身。斯托夫人也积极地投入帮助黑奴逃亡的活动。在与黑奴的接触中,斯托夫人深深感受到黑奴在南方种植园里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强烈的正义感促使她拿起笔来抨击奴隶制的丑恶。小说在唤醒民众,争取民众对废奴运动的理解与支持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二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形象也是不可忽视的。通过伊娃,斯托夫人表明了尽力以基督教的精神和行为去改变社会,拯救世人的观念。斯托夫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之所以借汤姆和伊娃来宣扬她的基督教精神,同样与她的身世有关。1811年哈里叶特·比彻出生于康涅狄格州列奇斐市著名的基督教牧师莱门·比彻家。1832年比彻一家搬到了俄亥俄州的辛辛那堤。后来莱门·比彻成为该市兰氏神学院院长,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清教徒教士。哈里叶特·比彻自幼受其父清教徒思想的影响,笃信宗教。不仅她的父亲是教士,比她小两岁的弟弟亨利·瓦德·比彻,她的丈夫凯尔文·斯托也都是牧师。哈里叶特一生生活在宗教气息甚浓的家庭。因此,在面对作品中的人物时,她一方面赋予伊莱扎强烈的反抗精神,一方面又希望借助伊娃来宣传她的基督教博爱精神。像汤姆一样,伊娃这一形象也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责难。安娜·道格拉斯在她的《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特点的遗产:小伊娃的意义》一文中认为伊娃的死并没有改变奴隶制,也没有改变任何人。二十世纪有些评论家认为伊娃之死只不过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正如其它悲伤的故事一样充满悲哀,但是它无助于拯救它所揭露的社会的丑恶。评论家否定了斯托夫人在文中有关基督教人生观的宣扬,并以此来贬低作品的积极意义。然而,斯托夫人心目中的伊娃远不是一个世纪后评论家眼里的伊娃。对于这位从小信奉基督教的斯托夫人来说,死亡是英雄主义的更高形式。死亡不代表失败,而是象征着胜利。文中小伊娃的死就如同基督的死一样。作者希望通过伊娃的死来拯救丑恶的灵魂。文中对小伊娃的描写与牧师德怀特·莱门·慕笛(Dwight Lyman Moody)1875年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布道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篇名为“小孩天使”的布道叙述了一个七岁的美丽金发女孩,她是父亲的快乐和骄傲。她死后出现在她父亲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