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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霍桑《红字》中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渴望并苦苦追求的个性解放,正是作者霍桑所要表达的浪漫主义思想,即人生而具有平等、自由和爱的权利。本文通过分析海丝特追求个性解放的矛盾心理揭示了霍桑清教思想的双重性。《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是美国著名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文学创作中最为杰出的成就,也是美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之一。自问世以来,许多评论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其作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甚至还有作家创作了《蓝字》之类的续本。这一切,说明了《红字》永不凋谢的艺术魅力。对于伟大的文学作品,人们常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出不同的主旨和意义,而《红字》正是这样耐人寻味的经典之作,正如霍桑研究的中国学者吴笛所言“:对于霍桑的作品,常常需要反复推敲,仔细咀嚼,才能不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理会隐含的寓意和思想”。[1]对于《红字》,如果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爱情的颂歌”“、社会的悲剧”、“道德的探索”等单一主题,[2]无疑就是掩盖了《红字》所蕴藏的种种丰富内涵。本文从分析霍桑的成长环境,尤其是清教对他的影响及由此而产生的反叛心理,到分析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对爱情的追求,揭示了霍桑追求人类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想及其清教思想的双重性。一对于清教在美国殖民地开拓时期的影响,史志康先生《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一书中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和精当的分析: “美洲殖民地开拓时期,移民始祖登上新大陆, 主要出于经济原因或宗教原因,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们中一部分人神驰英国诗人迈克尔·德雷顿所称的’地球上唯一的天堂’……另一部分人则渴望摆脱宗教迫害,憧憬人间的《圣经》共同体圣地。后面的这部分人大多是清教徒,他们认为《圣经》是上帝的律法,是行为的准则,信奉16世纪瑞士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神学学说,认为上帝通达天地,洞悉万物,是无所不能的,而人类由于始祖所犯的罪孽,天生带着罪恶,却又无法赦免。”[3] 而纳撒尼尔.霍桑正是出生于新英格兰一清教名门望族。他的两代先祖曾是政教合一权力机构中的要人,参与过1692年萨莱姆驱逐案及其后的迫害教友派的活动。霍桑深恶自己祖先的残忍严厉,于是他在自己的姓氏霍桑(Hawthorne)中加了字母 “W”,区别于祖先的霍桑姓氏Hathorne,[4]这是他深恶清教的强有力佐证。在《红字》的引言中,霍桑明确表明“:我不知道我的祖先们是否为他们曾经残忍而向主悔罪;或者甚至正遭恶果报应,痛苦呻吟;我作为他们后裔,正替他们蒙羞,并虔诚地祈祷他们能早日从自己招致的诅咒中得到解放。”[5] 由此得知,霍桑的祖先曾是清教新英格兰的统治者。生活在十九世纪清教徒家庭的霍桑,摒弃祖先的辉煌历史,开始怀疑根深蒂固的严厉残忍的清教教义。正是这种怀疑,加强了他对清教的仇恨。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浓重的清教气氛,深深地影响着霍桑。例如,清教儿童第一本书首页字母为“A”, “A”意指“由于亚当的堕落,众人皆罪”即“原罪”。[6] 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了伊甸园中智慧树上的苹果而获罪。因此,在清教徒看来, 即使行善也不能拯救罪人,因此每位清教徒只能严格地日日反省自己的行为和动机。霍桑十七岁时,写信给他母亲表述他的择业意向“:成为一名牧师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以为你也不会愿意我去选择这样一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方式。哦,母亲,我不是为那个神父位置而诞生的,我不愿意如平静死水潭般地生活到老死。”[7]霍桑在信中表述的正是他的意愿,他绝不会选择成为牧师。因为他憎恨清教牧师乏味的生活和清教教义。在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中,霍桑是特别自相矛盾的一个。他赞同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关于“人类的自由意志使人高贵于其它生物”的观点。[8]霍桑相信,每个人的人性中善恶并存,他更多地抛弃清教教义的原罪思想,讴歌人性的美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清教祖先给他带来的深深负疚感更坚定地加深他对清教的否定。这种思想,在《红字》中海丝特身上得到体现,尤其是她追求幸福、自由、真爱的过程中,在她计划的远离冷酷残忍的清教社会的乌托邦乐园里,更是显得熠熠生辉。与此同时,霍桑也难以彻底摆脱自己身上从幼年时代起便开始烙上的清教思想残余。这从海丝特性格中的犹豫、迟疑和自我否定体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霍桑是一个集民主浪漫和保守于一身的作家。二自由和情感构成浪漫主义在人物性格发展方面的两个主要内容。对统治思想、权威、传统的大胆反叛,个性的明目张扬,便是自由;而情感则包括自发性和潜意识。[9]浪漫主义的典型人物总是具有异于大多数人的超前进步思想,这促使他们冲破社会习俗,实现浪漫主义的理想。清教教义成为海丝特生活的十七世纪的统治思想,人们思想迟钝、麻木不仁、毫无反叛之心。而集细腻丰富情感和大胆反叛精神于一身的海丝特,敢于追求其幸福并最终冲破清教社会对她身心自由的封锁、迫害,成功地实现了个性解放和自由。因而她被文学评论家盛赞为“浪漫主义的女英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女性先锋的原型”。[10] 海丝特所生活的新英格兰清教社会当时处于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之下。它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均有严格的限制和约束。严厉的道德观念使人们远离人性自由和真善美的情感。《红字》剖析了海丝特的心理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她怎样一步步成功摆脱苛刻清教教条对她身心的束缚和桎梏,取得了个性解放对清教教条的彻底胜利。在小说中,海丝特与齐灵渥斯(Chillingworth)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齐灵渥斯,一个整天专心于书本堆的学究,哄骗她,让她天真地幻想着能与齐灵渥斯过上幸福生活。但现实恰恰相反。正如海丝特所言“他(齐灵渥斯)对我犯下的错远超过我对他的不忠”。(161)因此,当她对牧师丁梅斯代尔(Dimmes2 dale)一见钟情,继而身怀有孕。海丝特身上的人性复活了,与严厉的清教理性生活相对立,海丝特的爱情显得出自人性,饱含真情实感。当小说发展到她背叛整个清教思想,并形成她独立完整的个性时,她就真正粉碎了清教精神桎梏。海丝特出格勇敢的行为被清教社会道德观视为异端,人们对她毫无怜悯仁慈之心:海丝特,她正是伊甸园敢偷尝禁果的夏娃的继承者。于是,一个象征她通奸罪红字“A”被挂在她胸前,以此来羞辱她,惩罚她犯下的罪恶。“她成为布道士和道学家指指点点的一般象征,把她当作罪恶的形象,罪恶的肉体和罪恶的存在。”(73)这样达到以一儆百。更残忍的是,他们更乐意“在海丝特的额头上烙上个记号”。如果能判处海丝特死刑, 则更合众人心意,因为“她使我们所有的女人都蒙羞丢了脸”。海丝特被放逐,与世隔绝的生活使她进行着更多批判性的独立思考。霍桑这样描述海丝特在此阶段的精神生活“:她不准自己为敌人祈祷———她尽管宽宏大量,却唯恐自己用来祝福的语言会顽强地扭曲成对他们地诅咒”。海丝特对整个清教社会反叛逐步加深。慢慢地,她觉得“这个世界法律戒条对她不再有约束”, (51)个性解放思想开始萌芽。她毅然地去争取并承担每个母亲应有的抚育子女的权利。坚定的真爱信念使她勇敢地追逐幸福———拯救悔罪痛苦难以自拔的爱人并试图劝服他一同逃往理想的伊甸园。她宣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本身是一种神圣地贡献。” (179)在七年的“悔罪”生活之后,她完成了与清教统治思想的彻底决裂,并发展形成她独立的个性解放思想。霍桑正是通过海丝特来表述个性解放进程的:首先,她要摆脱自古以来对男性的依赖,然后在女性的精神领域掀起一场革命,来帮助她最终实现理想“,在双方幸福的更可靠的基础上建立起男女之间的全部关系”。(239)这种关系意味着爱情应成为家庭的奠基石。海丝特粉碎的是清教教义对她的精神枷锁,换来的是光辉灿烂的个性自由。我们不能认为海丝特就是一位鄙视清教教义的隐士。不可否认,海丝特与清教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