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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通过对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作品《红字》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诠释,揭示了海丝特·白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自身性格的弱点,并透过文本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剖析了霍桑寄寓其中的人生隐秘、道德渊薮及浪漫主义的悯世情怀。《红字》是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最重要的小说,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座丰碑。历来的文艺评论家都只注重分析评论加尔文教义下的社会劣根性[1]、主人公的道德[2]、霍桑的模糊象征手法和哲学思想[3]。也可能是红字A (Adultery,英文含义“通奸”)象征意义的变迁,以及宗教道德对于人们的纯化作用,挡住了评论家们的眼睛,然而《,红字》所演绎的女主人公简单的爱情故事,它作为信息的载体,我们一旦深入发掘,就能发现埋藏于深层的更多东西。 (一) 海丝特·白兰的爱情故事直接与两个男人有关联:一位是老罗杰·奇灵沃斯,一位是丁梅斯代尔。海丝特·白兰有着“修长的身材,柔美的身段,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4]我们可以设想如此样的可人儿,有着温柔贤良的品德,勤劳俭朴的作风,老罗杰· 奇灵沃斯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放弃他作为合法丈夫的权利。海丝特·白兰的不幸正是源于她现实婚姻的不幸。而这个不幸的直接来源就是罗杰·奇灵沃斯。罗杰·奇灵沃斯还把自己打扮成了正宗的爱害者,而海丝特·白兰与罗杰·奇灵沃斯在年龄上的巨大差别、相貌上的美丑不同、性格上的格格不入,无不在向读者暗示他们婚姻的末路穷途。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大卫·休谟说“:爱的对象始终是他人”[5]。那位魅力无穷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是海丝特·白兰爱的对象,但他却是上帝的福音使者,终身要与清心寡欲为伍。虽然人类的本能把他和海丝特·白兰联系在一起,可是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上帝。他的爱是上帝的,他的灵魂也是上帝的。海丝特·白兰得到的永远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丁梅斯代尔。如果说海丝特·白兰的第一次婚姻对她而言是一种伤害的话,那么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则付出了海丝特·白兰的全部。如果说海丝特· 白兰在第一次婚姻里能够反抗的话,那么对丁梅斯代尔,她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费。为了爱情,她完全陷了进去,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丁梅斯代尔不可能给她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她所渴望的完美无缺的爱情。恩格斯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着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反杜林论》P25)。 “有觉悟的妇女对封建的伦理观念产生怀疑、动摇, 并且进行抗争,她们的这种觉悟首先表现在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上。”[6]海丝特·白兰正处在资产阶级兴起、封建主义没落的时期,她对于婚姻的追求毫无疑问表现出令人惊诧的勇敢和坚强。然而资产阶级文化还没有完全形成体系,旧有的基督教善恶法则又无不影响着海丝特·白兰的反叛和追求行为。于是矛盾出现了:勇敢和坚强的人性特征里时不时会出现脆弱的影子。海丝特·白兰的一生极其平凡而“富含耻辱”(为清教社会所不容的“罪”的耻辱)。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为追求自已的爱情而愿意用自已的余生去“赎罪”,爱情的甜蜜与美好在遭受了宗教道德法则的质疑后,女主人公便试图用行动去证实她爱情的纯洁性。她与丁梅斯代尔的奸情表明她与罗杰·奇灵沃斯的彻底决裂,然而,当罗杰·奇灵沃斯真正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是那么的恐惧,以致于她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且许诺对他的身份守口如瓶,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诸如孩子的归属权问题等等。这都是她坚强的外形下无法掩藏她自身脆弱的最好说明。海丝特·白兰自身的脆弱,决定了她反抗的不彻底性,因而也导致了爱情悲剧的进一步发展。 (二) 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D.H.Lawrence)在其名著《经典美国文学研究》一书中对霍桑作出了这样的批评: “纳撒尼尔·霍桑写爱情传奇…… 但是《红字》不是一部悦人的漂亮的传奇,而是一首寓言,一个寓意险恶的现世故事。那位蓝眼的可爱的纳撒尼尔知其内心有不快之事,他要小心翼翼地假托其辞,一吐为快。” 劳伦斯以大作家的心态推断霍桑的心理。不快乐的事烦扰着霍桑,他的内心有太多的不平。圆满的爱情故事无法满足他呼喊的欲望,破碎的爱情故事,悲剧的一步步铺陈,则舒缓放松了他不平的心, 也抓住了读者,激起了读者的共鸣。霍桑让海丝特· 白兰来抒发他心中的积怨,因而作品采用了大量细致的心理描写,绘出了一幅又一幅的情感意识图,并把这种意识图连缀成篇,让我们看到了海丝特·白兰的孤独,看到了一个寓意险恶的现世故事。皮尤的手稿也许只是霍桑创作之源的一部分,要论证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读一读霍桑早年的生平: “Hawthorne’s father,a sea captain,had died of yel2 low fever in Dutch Guiana,when the boy was mere four years old.When the news came of his father’s death, Hawthorne’s mother withdrew into her upstairs bedroom, coming out only rarely during the remaining forty years of her life.The boy and his two sisters lived in almost com 2 plete isolation from her and from each other.In a few years Hawthorne left Salem and entered Bowdoin College, in Maine.……From Bowdoin Hawthorne returned to Sa2 lem.For nearly twelve years,from 1826 to 1836,he lived in virtual solitude in this idle town” [7] 可怜的霍桑!四岁丧父,母亲沉浸于亡夫的苦痛和爱情的消逝中,不能自拔,四十年几乎是足不出户。注意这里描写霍桑孤独的两个英文短语:“in almost complete isolation”(处在几乎完全的孤独中)和 “in virtual solitude”(处于事实上的孤独中),从这两个英文短语涵盖的内容所跨越的时间段来看,从 1809至1836这漫长的28年间,霍桑是一个既无父爱又无母爱的孩子,孤独是他全部的生活旋律,亲生父母的爱情悲剧几乎影响了他的前半生。而“恰恰在1846年的9月起,他开始专心写作《红字》及其导言《海关》。这时,他的母亲刚去世不久。”[4]发生在故乡萨莱姆(Salem)的爱情故事上天注定要留下伤心、孤独的痕迹;也同样注定要浸润霍桑之母(名字无法考证)的人生经历。托尔斯泰对艺术执如是观“:艺术是一种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受到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他又说“:艺术作品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作者的灵魂,艺术好比是显微镜,艺术家拿了对准自己心灵的秘密并进而把那些莫不皆然的秘密搬出来示众。”[8]用托尔斯泰的话我们来分析作者霍桑隐藏在《红字》中的爱情秘密。作者霍桑所处的年代与他所著述的作品的时代隔了一个半世纪,无论是皮尤的手稿亦或是他通过其它的渠道来获取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信息都不可能使《红字》中的社会背景那样的完整与清晰,因而《红字》中有作者那个时代的影子。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皮尤的手稿也许只是一种托辞。霍母与海丝特·白兰无疑都表出清教徒身上所拥有的清心寡欲的生活特点,而在这种清心寡欲的背后无不渗透着她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无情现实的无可奈何。所不同的是:海丝特·白兰的爱情追求要比霍母的消极逃避要复杂得多。当然,复杂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海丝特·白兰是文字创作中的典型形象,自然要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