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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是美国19世纪文学中的经典小说。它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匀称,人物性格丰满,反映时代文化语境,传承西方传统文化等。上述美学效果,皆由小说的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最终从欧洲回到美国的行为创造的。本文基于白兰的最后“回归”这一前提,从一个新视角展示小说艺术性和思想性完美结合的独特个性。 “……一天下午,一些孩子正在那茅屋旁玩耍,忽然看见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体形修长女人走进屋里。这屋的门这些年来从未开过;……虽则,她只犹豫了片刻,但她胸前的红字还是清晰可见。就这样,海斯特·白兰回来了,又拣起她早已遗弃的耻辱!”(霍桑201-202 )这是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红字》(1850)最后一章中的一段话。读者阅读至此, 不禁要问,既然她的丈夫和情人都已死去,她唯一的女儿珠儿在欧洲幸福地生活着,她为何不继续留在女儿的身边,重新追求她失去的欢乐和幸福?她为何还要回到那个让她受尽屈辱、与世隔绝的海滨小茅屋?白兰也许真不该回来。然而,如果我们把作为艺术化的人物 ——白兰置入小说语境中,就会发现,作者安排白兰的最终“归来”是小说本身结构美的需求,是作者对白兰的人物性格刻画的需求,是小说创作的时代思想的需求,更是作者对西方传统文化母题——“替罪羊”模式重构的需求。一言以蔽之,是《红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需求。一、文本形式对称美的要求霍桑的几个有名的短篇或长篇小说都有一个明显的共性:结构完整。不包括“前言”,《红字》共分24章。第一章是序曲,简述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及故事的历史背景。它象征性地告诉读者,那是一个清教思想异常浓厚的时代,波士顿小镇的刑台和监狱便是证明。第二章引出故事的全部人物:从总督、牧师到普通市民,其中当然包括四个主要人物:白兰、她的丈夫齐灵渥斯(在人群中未直接露面)、她的情人——牧师丁梅斯代尔以及她的女儿珠儿。白兰抱着她与牧师“一夜情缘”的结晶——珠儿第一次站在刑台上受罚。第2至第11章分别主要介绍上述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第12章是全文的第一个高潮。丁梅斯代尔独自站在刑台上忏悔。后来碰到白兰和珠儿后,他们三人一起站上刑台。同时,在暗中观察他们的齐灵渥斯也来到刑台边。这是刑台及四位主要人物的第二次出现,它既呼应了第2章,又预示了第23章中他们四人的“刑台会”。第13至第22章进一步描述四个人物的关系及其心理活动。经过激烈和痛苦的思想斗争,丁梅斯代尔忍受不了齐灵渥斯复仇的折磨,终于在第23章主动地拉着白兰和珠儿走上刑台,向众人展示他的罪恶。同时,小镇上的各阶层人物再次出现。它是小说的第二个高潮,也是刑台和四位主人公的第三次复现。所以,刑台成为小说的焦点,成为故事情节展开和发展以及故事人物活动的中心。第24章是尾曲,描写小镇的后来生活以及四个主要人物的结局。跟故事的开头一样,白兰仍然生活在波士顿小镇,直到离开人世。小说到此划上圆满的句号。综上所述,第2、12、23章用同一个刑台作为小说的三大支点:故事的同样人物在同样的地点反复汇合,形成传统戏剧般的美学效果。第1、24章恰好是片头和片尾。第12章正好将全文一分为二,小说结构的匀称美全部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这个结构形式与人物的生命及思想发展历程达到高度的契合。无怪乎马尔科姆·考利认为,《红字》发现了一个新的小说建筑形式,这一形式被后来的亨利·詹姆斯等其他有才华的小说家反复模仿。正因为如此, 说霍桑把握了希腊悲剧的精华毫不过分(Bradley 330)。二、双重人物性格刻画的需求《红字》中四位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具有多重性。尽管作者本人、故事人物白兰和丁梅斯代尔都认定齐灵渥斯是真正的罪人,但从小说内容本身看也未必尽然。因为他本人也是受害者 (戴绿帽子的人),况且他将在英国和美国的大笔遗产留给妻子与他人所生的女儿。同理,虽然丁梅斯代尔颇孚众望,最终承认罪过并死在刑台上,也未得到人们的斥责,但我们不能不说他的人品中有虚伪和罪恶的一面。至于珠儿,连她的母亲也无法理解她。母亲有时视她为天使,有时却称她为恶魔。对于白兰,人们更多的是给予同情,因为她竟需要用一生来补偿她的“一夜风流”罪。但在佩带红字“A”以示忏悔和赎罪方面,白兰一方面诚心悔过,善始善终, 另一方面却表现出始终不屈的叛逆心理。她的忏悔与反抗一直交织滋生,有时让人难辨彼此。这种似是而非的效果正是由她的最后归来创造的。自被迫罚站刑台和戴上象征耻辱的红字“A”后,白兰一直毫无怨言地和珠儿一起住在一间孤陋的小茅屋里。她终日以为他人编制衣物为生。这是她生存和赎罪的唯一方式,也是她渴望与人交流的唯一寄托。她过着最简朴、最艰苦的生活,一直穿着颜色最暗淡的粗布衣服。她要求领养珠儿是因为“珠儿就是红字,她有千万倍的力量使她赎偿自己的罪孽”。而且, 她答应丈夫,为他保密,让他折磨丁梅斯代尔,这实际上是在折磨她本人。她年复一年地含辛茹苦地生活,从未向公众提出什么要求,以补偿她所受的苦难。她以自己的言行最终赢得人们的尊重,人们再也不肯按本意来解释那个红色的字母“A”(A dultery),而认为那是“能干 (A b le)”之意。她最后从欧洲回到美国使她的美德得到进一步升华。她成了镇上人们特别是妇女心中的圣徒的化身:她们经常来到她的茅屋,寻求解除人间一切痛苦、不幸和罪恶的良方。至此,她佩带的红字从“女通奸犯(A dultress)”走向“能干(A ble)”、“慈爱(A ffection)”、 “天使(A ngel)”;从“艺术(A rt)”、“赎罪(A tonement)”走向“升天(A scension)”、“(耶稣)圣徒的传道行为(A cts of theApostles)”(Bradley 341)。她圆满地完成了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的“天路历程”。在众人的眼里,白兰表露一副虔诚悔过的姿态,而且她的确做得相当成功。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始终跳动着一颗鲜活的叛逆之心。随着她的“回归”,她那颗跳跃的心发出的声响又回荡在波士顿小镇的每一个角落。当白兰站在刑台上,不论牧师或人群中的人怎样厉声问她, 要她说出珠儿的真正父亲时,她始终或缄默不语,或简洁地回答,“我不说!”“我坚决不说!” 她最终没有妥协。这是她取得公开反抗权威的第一次胜利。她胸前佩带的红字本来像沉重的十字架,是耻辱的象征,可她把它刺绣得十分奇妙精巧,使之成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品。同样,她总是用最奢华的料子,使珠儿的衣服做得极为绚丽和富有激情,包括珠儿的名字:这些令总督大人不得不认为“这孩子的母亲想必是一个鲜红色的女人,一个地道的巴比伦女人(卖淫妇)!”(霍桑87)总之,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充分展示自己与社会秩序格格不入的个性。在总督和牧师要求把珠儿从她身边带走时,她据理力争:“上帝给了我这个孩子!目的是以她来补偿我被剥夺了的一切。她是我的幸福,又是我的痛苦!……你们不能夺走她! 我宁愿先死掉!”(89)尽管她触犯禁令,但她仍坚持认为她有权追求幸福。她敢于藐视权贵, 并战胜对方。这是她的第二次胜利。最能全面凸现白兰的斗争个性的是小说的第17和18章中她与丁梅斯代尔在森林幽会的情景。在这片无人的林中,白兰将久蕴心中的激情与思想暴露无遗。她主动热烈地拥抱对方,鼓励他与她一道远走高飞,追求新的自由生活。她取下红字,把它抛进枯叶堆里,象征性地要抛弃扼杀人性的清规戒律。“她摘下束发帽,又黑又长的秀发立刻飘洒在肩上。”“她的女性美、她的青春,以及她的绰约丰姿全都回来了。”在霍桑、爱伦·坡等其他许多作家的小说中,女人的长黑头发象征浪漫和情欲,这在清教徒的眼中就是罪恶。可见,无论身处多么严酷的环境,身心遭受多么非人的折磨,白兰的浪漫热情之心跳动不止,对幸福渴求之情依然未泯。她清楚,在这个时代里,个人反抗社会犹如蚍蜉撼树,螳臂当车,但她从未放弃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反叛决心。最令读者感到惊奇的是,白兰多年后又回来了。她的“回家”重新打破了那块土地的宁静。当人们早已认为“A”不再代表耻辱,她可以把它取下来时,她却仍然戴着它。这凸现了白兰坚持不渝的反叛性格。她仍在刺绣色彩绚丽、款式奢华、“一定会引起轩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