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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一件婴儿衣裳。这是否表明她仍想在下一代人身上展示她的反清教思想呢?当村里的人,特别是妇女们主动上门找她,视她为解除他们一切不幸和烦恼的救世主时,这难道不是白兰对当时的社会和思想的最大嘲讽吗? 三、时代文化语境的需求 1852年《格雷厄姆》杂志称《红字》为“该时代最道德的书”,因为评论家们认为它跟19 世纪40至50年代最畅销的“家庭小说(Domestic Novel)”一样给予他们需要的东西:女性自我克制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Joseph 308-309)。霍桑注意到当时观众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因此,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他必须使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迎合人们的趣味。事实证明他做得很成功。所以,虽然他为男性,但他的故事人物白兰和同时代一些女性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如苏珊·瓦勒的《宽宽的世界》里的艾伦和玛利亚·苏珊娜·卡明的《点灯人》中的格蒂)共享一些鲜明的特点:她们都有令人称赞的力量和美德,但也有缺点或罪过。于是,她们被扔进一个完全孤立无助的环境里,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自我改造旅程。但是,她们都有自己的尊严和强烈的情感。她们一方面学会了服从和行善,但另一方面,她们的思想一直是独立和反抗的。而且,她们有时甚至在语言和行动上公开地反抗社会。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对社会感受的加深,她们逐渐变得寡言少语,对社会也毫无怨言。她们的改过之心日渐虔诚,并最终修炼成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理想的道德妇女模型:自我牺牲,利他主义,有同情心,并注重实际行动。从上文对白兰的分析来看,她的双重性格正好符合这些特点。特别是她的最后回归,更为代表时代女性道德风尚的人物形象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霍桑对女性现实性的深度描述在众多男性作家中实属罕见,特别是他将女性描写为强大的道德代言人形象,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大遗产,以致像亨利·詹姆斯和威廉·福克纳等小说名家都步他后尘。四、“替罪羊”原型主题重构的要求 “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们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洛奇130)。也即是说,一个作家要想创造不朽的作品,他必须具有历史意识。他不仅要了解传统文化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它的现在性。换言之,他要了解文化中人类共有的认知体验和普遍真实。从这一意义上讲, 《红字》的主题思想之一就是对世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被无数作家使用的文学原型——“替罪羊”主题的重构。① “替罪羊(Scapegoat)”一词最早由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廉·廷德尔(1492-1576)将《圣经》译成英语时所创。它本是指一对用于献祭的羊中的一只羊的名字。在赎罪节,犹太大祭司将双手放在一个活羊头上,向它忏悔以色列孩子们的罪过,表明将人的所有罪过转到羊的身上。然后,将它赶到无人居住的荒野。白兰的最终回归很好地体现了替罪羊原型的主要特征。首先,白兰在欧洲婚姻不幸,夫妻间毫无感情可言。当时的清教思想禁锢着她的心灵,使她无法追求到爱情和幸福。因此,她希望像许多人一样,来到爱德华·约翰逊称为“新天堂” 的美洲大陆,放纵自己的激情。然而,正像D·H·劳伦斯所说,美国并未脱去宗教这张皮。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清教思想气息异常浓厚。波士顿当然也不例外,《红字》中描述的监狱和刑台便是证明。白兰触犯了大逆不道的通奸罪,(在这个罪名成立的前提下,丁梅斯代尔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白兰年轻、貌美、迷人和性格开朗不能算是她的过错。从世俗的角度看,她在丈夫杳无音信后对爱的追求是合乎伦理道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兰是无辜的。)成了邪恶的化身。因此,她注定要成为波士顿小镇的替罪羊,受到一系列的惩罚:坐监牢,站在刑台上示众,佩带象征耻辱的红字“A”,被人们孤立,与女儿珠儿住在小茅屋里。这正好符合驱邪前的情形:白兰的兴奋和冲动超越了当地的道德樊篱。其次,在小说结尾,她的丈夫和情人都已死去,她可以留在女儿身边,在欧洲追求她失去的幸福与欢乐。但是,“替罪羊”形象要求她回到美国的那个孤寂的茅屋。她不能有任何奢求,只能替人们赎罪,一直到死。从这一意义上讲,她虽未被处死,但她的精神追求已经死亡。而且,她最终还是为赎罪而死。因此,她成了典型的“替罪羊”形象。第三,白兰过着荒原式的生活:孑居海滨的茅屋,与世隔绝。这也符合历史上人们对替罪羊的处理。第四,白兰回到美国之后,继续过着赎罪的生活。当地的人,特别是妇女都来找她,向她倾诉自己的不幸或罪恶。在他们的心目中,白兰就是替罪羊,可以帮助他们消除一切不幸或罪孽,并向他们预示新生活的来临。这也完全符合弗雷泽的总结:驱邪之后迎来了新的和平、安宁的生活。不仅如此,白兰还亲手创造了其他两个“替罪羊”——牧师丁梅斯代尔和她的丈夫齐灵渥斯。前者犯了通奸罪,但将它隐藏得很深。后者像撒旦一样,窥探他人内心隐秘并折磨他人。从宗教的角度上讲,白兰也许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引出不同性别、职业、阶层的“替罪羊”,让他们带走人间的所有邪恶,使美国大陆成为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第二个伊甸园。由是, 我们作如下总结:作者对白兰的刻画不仅是对“替罪羊”原型主题的重构,而且是对它的扩展。这是他的《红字》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过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霍桑也许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构“替罪羊”主题的作家。“……她面前的世界是自由的,她可以回到她的诞生地, 也可以去欧洲任何地方,隐姓埋名,重新做人。……出人意料的是,这妇人却偏回到这块地方,以此为家,而在这里她只能成为耻辱的典型。……不过,对海斯特·白兰来说,在新格兰这里生活,较之在女儿成了家的他乡异地要更为真实”(霍桑202)。读者尽可能像小说里的观众,乃至小说家霍桑本人一样对白兰的最后归来作各自理解。爱也罢,恨也罢;想也罢,不想也罢:白兰毕竟回来了——她这一“回归”正好成为令读者百读不厌的《红字》发射无穷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的源头。注解【Notes】 ①参见John B.V ickery,T he S capegoat:R itual and L iterature(H oughtonM iff lin Company,1972)386. 该书将《红字》放在“替罪羊”主题目录的第一位,但未加任何分析。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 radley,Scu lley,ed.T he S ca rlet L etter:A n A nnota ted T ex t B ackg round s and S ou rces E ssay s in C riticism Cam b ridge&L ondon:T he M IT P ress,1968. 纳桑尼尔·霍桑:《红字》,熊玉鹏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H aw tho rne,N a than iel.T he S ca rlet L etter.T ran s.X iong Yup eng.B eijing:B eijing Yan shan Pub lish ing Hou se,2000.] Jo sep h,B ristow,and T hom a sW o rtham,ed s.N ineteen th-C en tu ry L itera tu re.V o l.54,N o.3.U n iversity of Ca lifo rn ia P ress,1999. 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L odge,D avid.T he Tw en tieth C en tu ry L itera ry C riticism.V o l.1.T ran s.Ge L in,et a l.Shangha i: Shangha i T ran sla tion s Pub lish ing Hou se,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