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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流动、劳动力雇佣、信息运作、以区域为基础的政治关系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地理是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之间内在矛盾的结果。空间的重组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③《柏油娃娃》这部小说将背景设置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名为“骑士岛”的小岛上暗示着:无数像沃勒润这样的白人殖民者正是通过使用加勒比海的原材料蔗糖和可可豆,并雇佣加勒比海当地廉价的黑人劳动力才得以腰缠万贯的。白人资本家对利益的追寻促使他们将生产的空间组织转移到能够牟取暴利的加勒比地区。小说开头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因为殖民者过度开发,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的加勒比小岛。莫里森写道: “当来自海蒂的劳工到这里开辟土地的时候,天空中的云朵和水中的鱼儿相信世界的末日来临了”(Morrison 9) 。见证了数代殖民者剥削的加勒比河流被描绘成一条“贫穷的、受辱的、心碎的河流”(Morrison 10) 。它最终干涸形成了一片沼泽。小说将背景设置在加勒比地区,有力地控诉了白人殖民统治者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化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地域和迁移的极大关注。约吉塔·高游在 “托妮·莫里森《柏油娃娃》中流散的性别”一文中认为,这部小说的空间置换强有力地印证了目前流行于理论界的流散(Diaspora)的概念(Goyal 393) 。在流散理论中,民族、族裔、身份、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概念,必须在跨民族关联中加以考察。移民、旅行、移位等行为使人们超越了单一性的身份和单一性的视角,是跨民族思维和实践的体现。这种理论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观点相契合。巴巴反对西方主流文化霸权鼓吹的优等/劣等、白人/ 黑人等二元对立的逻辑,主张一种民族间的对话与协商。《柏油娃娃》正是这样一部描写人物在不同的空间移动,追寻自己文化身份的小说。小说开头便描绘了黑人青年森从未知的某处到了加勒比海的骑士岛。他因发现妻子的婚外情而误杀了妻子。作为逃犯的他偷偷闯入了白人沃勒润的家中。莫里森将他描绘成“没有仪式的人:没有受洗,没有割礼,没有参加过葬礼,没有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没养育过孩子。没有财产,没有家园”(Morrison 166) 。他不停地变换工作,在八年的逃亡生涯中他当过力工、小贩、海运易燃易爆物品的非法劳力、雇佣兵、舞男、路边歌手等。森四处漂泊的命运实际上代表了白人主流社会中大多数美国黑人受歧视和剥削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他本人显然也并不认同白人主流社会出人头地的价值观。作为非洲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拒绝接受美国主流社会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并不想在哪个行业有多少成就。这也正是他抵抗政治的策略之一。他试图在空间的移位中找寻自己作为黑人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他与杰丹无法走到一起的深层原因。杰丹受白人资助在巴黎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受教育,头脑中已经满是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因而当她与森坠入爱河以后,她想让森同样受沃勒润资助通过职业训练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种观念正是森极度鄙视的白人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念上的不同最终使两人分道扬镳。如果说,美国殖民统治阶级用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衡量其他族裔,是一种带有种族偏见的民族主义,那么森作为黑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则同样走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这一点也可以从森在不同空间旅行的过程中得到印证。虽然在小说中森被描绘成一位漂泊者,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他的故乡埃罗一直是他精神的港湾。只有在埃罗,森才能感到一种归属感。而在纽约这样的现代都市中,森感到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正是森在对待黑白两种文化的关系上走向了极端。作为非洲传统文化的守望者,他无法容忍白人主流社会的任何价值观念,将黑人文化传统与白人主流价值观念完全对立起来。换句话说,他是以非洲中心主义的观念对抗欧洲中心主义,走向了另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埃罗所代表的乡村与纽约所代表的现代都市在森看来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他没有办法在城市的空间中找寻自己认同的文化身份。他尤其不能理解在纽约大都市里的黑人:“如果他们是这些年他心目中的黑人的话,那他自己又是谁呢?”(Morrison 217)显然,森对美国黑人的理解是本质主义的。他将黑人的文化身份视为纯粹的、同质性的,因而拒绝黑人与白人的文化传统相融合。但是, 美国的当代社会现实契合了霍米·巴巴关于文化身份相杂糅的理论:民族文化之间的杂糅在当今世界是如此地广泛和深刻,民族文化要保持其鲜明的独特的民族性已成为不可能。美国黑人被割裂的双重意识应当得到整合。他们要意识到美国黑人的黑人性与美国性并存于黑人的意识之中,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作出明确的划分和割舍。与森相反,适应巴黎和纽约都市文明的现代女性杰丹却无法容忍埃罗的保守与落后,尤其是埃罗的黑人社群对女性的物化。埃罗小镇的女性观念相当传统,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的角色应局限在家庭和性角色上。例如,森的前妻被认为“拥有弗罗里达最好的阴户”(Morrison 254) 。当杰丹来到小镇后,她被森的朋友们看作是森“赢来或偷来的一辆卡迪拉克”,是森的战利品。作为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森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显然也具有性别歧视的倾向。他用“看门人、家中荡妇”等词来称呼杰丹,将杰丹的身份局限在性角色上面。埃罗小镇的妇女们也把杰丹的独立看作是对埃罗社群的威胁。因此,杰丹感到难以容忍埃罗小镇强加于自己的女性角色。其中,最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是杰丹在埃罗的一个夜晚梦见了一些夜幕中的黑人妇女向她展露她们的乳房。这一意象暗示着这些黑人妇女在集体向她展示哺育者的威力,以消除杰丹身上来自白人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埃罗小镇的居民仍然持有男性霸权社会将女性视为“第二性”的思维定势。这种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导致了社会空间的等级分配:属于私人空间的女性应服从占据公共空间的男性。对于这种落后和封闭的思想,杰丹感到难以妥协。一向喜欢独立、流动、不安分的她只能在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中,或者在旅行中的飞机上才能找到自我认同的感觉。黑人女权主义者苏珊·威利斯曾经说:“对于黑人妇女小说中所写的旅行,不能仅视作作者为便于串联情节事件而使用的结构技巧,应该联系过去,整体地理解穿越空间的概念,把它与历史的展现于个人的意识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样在一个地理空间中旅行就有了深广的意义,它就是一个女人走向认识自我的过程”(Willis 214) 。可以说,杰丹就是在不同的空间旅行中追寻自我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莫里森对传统的空间划分进行了解构。在传统的城市空间中,女性被圈置在家庭这个私人空间中,很少有空间的自由移动权。但莫里森所刻画的杰丹却是一位在城市空间中游刃有余的都市女性,而森相比之下却是一位固守黑人传统文化身份的男性。莫里森一反将女性作为文化承载者的传统叙事模式,而把森刻画为坚守固态的黑人文化身份的卫士,使空间带有明显的性别色彩。埃罗是男性的天下;杰丹则在巴黎和纽约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被性别化了的城市空间似乎更加容忍像杰丹这样的现代女性,而森只能在象征传统的埃罗小镇发现自我,成为乡村的驻足者。不同的空间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氛围,而一旦发生空间的错位,便产生身份的焦虑。莫里森采用这样的空间策略,意在说明像杰丹这样摒弃黑人文化传统,全盘接受主流价值观念,或者像森这样固守黑人文化传统,完全拒绝白人的文化观念都是行不通的。正像莫里森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那样:“在《柏油娃娃》中,如果你同意杰丹的非常现代的价值取向,你必定会失去什么。另外,如果你像森那样只追寻历史,不能接受任何现代的东西,你也会失去什么。最满意地解决办法是寻求某种平衡。”④ 三现代美国黑人的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的,同质的,也不是本质主义的。他们既要继承黑人文化的传统,又要吸收白人文化的精华。因为对于美国黑人来说,他既是黑人,同时也是美国人。黑白文化的杂糅在美国社会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柏油娃娃》中,莫里森对固态的文化身份提出了质疑,这还体现在她对小说中其他一些黑人形象的塑造上。莫里森通过这些人物控诉了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恶果。黑人在长期被奴役被殖民的过程中,在白人强势文化的潜移默化下,逐渐认同了白人殖民者对黑人他者性的定型性描述,认为黑人民族劣于白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