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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中的女主人凯瑟琳·巴克莱一直都是评论界争议的人物形象。海明威事实上是借助他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塑造了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崭新的女性形象。本文从小说的创作背景及文本内容入手,反驳了传统评论家对其所持的偏狭观点,以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位女主人公的形象,以期给她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美国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海明威积极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在意大利军方前线做过救护车司机和步兵。在意军前线服役的经历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也为他写下不朽的名著《永别了,武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永别了,武器》不仅记录了他在一战的经历,也反映了他在一战后的精神状况,他对残酷战争的揭露及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年轻人的迷惘和困惑。评论界对他的小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自从这部小说问世以来,评论界对他小说主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些年来,对其女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女性形象的争议更是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像海明威其他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评论界普遍认为,凯瑟琳不过是男主人公亨利的陪衬,是一个没有个性与独立见解、只知一味顺从、奉献的女性。根据大多数传统评论家的分类, 海明威的女主人公形象可归于两种类别:一种是过度精明的泼妇形象,如《太阳照旧升起》中的布瑞特女士;另一种是过度顺从的甜妹形象,如《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巴克莱,《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利亚。[1](p193-196)这种象“天使”一样的女性类型代表了社会对完美女人的梦想,“她们是纯洁的,无私的,没有自己的故事而只懂微笑和同情。”[2](p14)甚至海明威同时代的作家菲兹杰拉德也认为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这本小说中把凯瑟琳塑造成了一个女性的弱者形象。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失偏颇,也曲解了海明威塑造凯瑟琳这一形象的创作本意。事实上,在《永别了,武器》这本小说中海明威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客观公平地评价凯瑟琳这一具有争议的女性形象? 以蕾斯莉·费尔德为代表的传统的评论家认为,在20 世纪初,凯瑟琳是男人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温柔善良, 对爱人忠贞,顺从,为了取悦于爱人宁肯丢掉自己的个性也无怨无悔。其形象特点和其所处时代为女性设立的传统道德标准完全吻合。但是,基于小说的写作背景及书中出现的大量可以反映凯瑟琳女性意识的文段,本篇论文认为,小说中的凯瑟琳·巴克莱不光具有柔顺的性格和对爱情忠贞等女性美德,事实上,她还具有下列鲜明的女性意识:对事物具有独到的判断力和主见,甚至敢于挑战当时强加在女性头上的传统道德准则,从不屈从、隶属于男人, 在男主人公的生活中有着积极的价值取向。凯瑟琳的勇敢体现在她对性别不平等的质疑上,而这种勇气也是作家海明威探索女性意识的勇气。透视作家的写作背景,不难发现海明威对其所处时代的性别差异的大胆质疑体现在他在《永别了,武器》中对凯瑟琳形象的塑造上。这部小说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正逢美国女权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美国女权运动开始于 l848年7月的《妇女伤感宣言》。 “19世纪中叶兴起的女权运动被称为第一波女权运动。它的高潮时期一直延续到 20世纪20年代末。这是妇女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国家,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国家法律。”[3](p285)经过长期漫长的斗争,在1920年,美国妇女终于取得了政治上的选举权,这标志着美国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巨大提高。此后,他们开始突破包在女性身上传统的社会观念及道德束缚的茧衣,踏上了婚姻自主、性解放、经济独立等自由之路。海明威本人一生中经历过性别文化转型时期,也目睹了女权运动的发展状况,他深受当时女权运动的影响,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无疑是他着力塑造的一位具有强烈女权意识的新女性形象,凯瑟琳的女性意识也无疑是作家借其小说表达对女权主义的认可。读者不能否认凯瑟琳是男人们心中温柔顺从的理想恋人这一事实,但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海明威对凯瑟琳的刻画并不限于此,凯瑟琳并非只是一味取悦于男性世界且毫无个性可言的女性。她最闪光的性格特点体现在她可以主宰自己的世界,而绝非男人的玩物。在《永别了,武器》开篇章,我们知道,对男主人公亨利和其他的男人来说,性爱只是一种发泄和消遣,一种在残酷战争中可以找到的乐子。男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当他们需要这种乐子时,女人们就应该乖乖在那里等着他们。他们把在前线附近的妓女看作他们发泄的主要对象,而把医院里的护士看作找不到妓女时发泄肉欲的补充来源。当亨利第一次遇到凯瑟琳时,他心里想的只是怎样才能得到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显而易见,亨利把他们这次相遇当作一次寻找发泄性欲的机会,凯瑟琳只是他的玩物而已,他和凯瑟琳之间的调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无外乎一场爱情的游戏.他这样说:“我知道我并不爱凯瑟琳·巴克莱,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是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不过不是在玩牌,而是在说话。就像桥牌一般,你得假装你是在赌钱,或者为着什么别的东西在打赌。没有人提起下的赌注究竟是什么。这对我并没有什么不方便。”[4](p36)据此可见,在亨利对凯瑟琳产生感情之前,他对待凯瑟琳就像他先前对待其他女人一样———只是性的途径而非爱的归宿。凯瑟琳很快就识破了亨利的真实意图,她不喜欢这样被男人看待。所以当第一次相遇亨利强吻她时,她很干脆的甩了他一耳光。这一耳光维护了凯瑟琳作为女人的尊严,也向亨利表明了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他不能以一种肮脏的心理对待她。她说:”非常对不起……我就是受不了不当班护士被人调情这一套。”[4](p30)这里凯瑟琳使用的副词“非常”表明了凯瑟琳鲜明的态度:不能把爱情看作逢场作戏。亨利原以为,不管他是否针得凯瑟琳的同意,他吻她都不会被拒绝。然而,凯瑟琳意识到了男权社会的这种性文化对女人的不公,她用一记耳光表明对亨利无礼行为的警告,也表明她对这种文化的拒绝和抗争。在海明威的眼中,凯瑟琳也是一位敢于向传统世俗道德甚至宗教信仰挑战的无畏女性。她和亨利在婚前同居并有孕在身,这种行为有悖传统观念为主流文化的社会道德准则,她的一位具有传统观念的女伴弗格逊是这样责难他们的,“你们俩本是一路货”,“我真替你害臊,凯瑟琳·巴克莱。你不怕难为情,不顾名誉,而且你像他一样的鬼鬼祟祟。”[4](p268)“要是你知道难为情,还有话说。但是天知道你怀了几个月的孩子,还当儿戏,还是满脸笑容,无非因为勾引你的汉子回来了。你不知耻,也没情感。”[4](p268)弗格逊的这番评论反映了在传统道德卫士的眼中,凯瑟琳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一个毫无传统美德的女人。她在婚姻爱情观上的反传统,读者在书中不难找到类似的证据。比如说在米兰的一家医院,亨利提议他和凯瑟琳应该马上结婚,可凯瑟琳并不急于结婚。他们之间有一番对话:“— 现在结婚还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实际上已经结了婚。没法子叫我更进一步结婚。” ———我要结婚本是为你打算。 ———哪里还有什么我。我就是你。别再分出一个独立的我。 ———我本以为姑娘们总是想结婚的。 ———你猜得不错。但是,亲爱的,我已经结了婚。我已经和你结了婚。我这妻子还不坏吧?”[4](p127) 亨利想马上结婚是出于对凯瑟琳未婚先孕的考虑,怕招来世人对凯瑟琳的谴责,可凯瑟琳却认为没必要马上结婚,她有自己的见解:“亲爱的,听你的口气,好像非要跟我正式结婚不可,以便保全我的体面。我是个非常体面的女人。随便什么事情,只要你觉得幸福并引以为骄傲,那么便没有什么可以难为情的。你岂不是很幸福吗?”[4](p128) 在凯瑟琳的时代,大多数女孩都希望拿婚姻作为爱情的保障,但是凯瑟琳却不同。一旦她确定了亨利对她的真爱, 她便敢于抛却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念,不在乎有没有婚姻这种形式来保障爱情。在信仰方面,凯瑟琳不相信上帝和任何宗教,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过这样的话: “要结婚只得通过教会或是政府。我们其实已经私下结婚了。你看。亲爱的,倘若我信仰什么教,那么结婚就是最重要的事。但是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4](p128)“亨利”这个名称象征着凯瑟琳的爱,在她心中,她生命的价值体现在她和亨利之间的爱情而非对上帝的信仰。众所周知,大多数英国人信仰上帝,而这种信仰已深深植根在国民心中。在这样一个有着浓郁宗教信仰的国度,凯瑟琳居然敢说出“我没有任何信仰”并把爱情看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读到此读者不由不对她敢于挑战宗教的勇气肃然起